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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的智识之旅 往昔未竟,重估价值(2)

2016年06月2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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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B02版)

  公共写作

  学会谴责,学会赞美

  朱特是一位历史学家,法国社会主义历史是他的专业,但是,正如他在《思虑》中所回顾的,“20世纪 90年代,我逐步拓宽了自己公共写作的范围:从法国史中撤出,进入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东欧的政治和历史,进而进入欧美的外交政策问题”。

  朱特的这一知识和写作变化缘起于偶然的原因,是《纽约书评》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要他打消一个学者的顾虑,开始一种他本不熟悉的写作。这使朱特有机会去思考和评论一些与他的史学研究相去甚远的话题。朱特在美国公共媒体上发表的评论后来收入了他的《重估价值》一书——这本书的文章让他“有意识努力,辨别和拯救20世纪好的智识生活的精髓”。在《思虑》中,他对西尔弗斯为他创造的机会充满了感激。

  同时从事两种不同写作的朱特,一面撰写《战后欧洲史》和其他著作,一面给《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定期写稿。朱特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于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并不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我决不愿耗费时间单单去创建一条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他觉得自己“从不是纯粹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朱特在《思虑》中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知识分子”,一个不是投身于“某种宏大政治真理或叙事真理”,而是“贴近更小的真相或真实性”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公共写作的知识分子,朱特说,“我学会了谴责,也学会了赞美。这很可能是(思想)成熟的自然作用。”并且,由于这样的公共写作,“我毫不怀疑,我的工作因此大有长进”。

  在公共写作中,他对许多20世纪在思想界有影响的人物——汉娜·阿伦特,库斯勒、柯拉科夫斯基、普里莫·莱维、马内·施佩贝尔和卡罗尔·沃伊蒂瓦、阿尔都塞、马丁·艾米斯、吕西安·戈德曼--贬褒分明,写作风格迥异于历史学的专业写作风范。

  朱特重视史学的公共意义,认为史学的职业伦理是与史学的公共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史学伦理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相”。史学不能拿过去来迁就今天的目的需要。“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事实上都将历史视为实际政治论辩的一次演练。其要义是要揭示某些为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过去:纠正对过去的某种误读,通常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偏见。这么做的人对之毫无羞耻之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很令人失望。它如此明显地背叛了历史的目的,即理解过去。”但朱特也承认,他自己的《往昔》就有这样对待历史的嫌疑。

  朱特自己是带着当代问题意识去写历史的,因此,他特别意识到史学家必须面对的方法论困境,那就是,带着当代问题去论述历史,这可以是史学家带着今天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历史和叙述历史,也可以是史学家戴着今天的问题意识去整理或思考历史,这里面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解答也许并不在于史学家是否应该有当代问题意识,而在于他对历史的论述是否真实,是否掩盖过去的真相。这就需要史学家有个人的专业素养,也需要历史学家们能一起维护集体的专业正直。

  尽管如此,历史并不只是为学术“圈内人”而写的,其他的人文学科也不应该只是以少数越划越小的“圈内”人为读者。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在学术圈子之外的公共社会里也有读者。善于公共写作(如通俗读物、报刊写作、时评和时论)的史学家比纯粹学院派的史学家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公共写作的要求。 好的历史著作需要运用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明快语言和清晰逻辑,而不是奥涩的专业语言和似是而非的“辩证”逻辑。

  在这一点上,朱特的主张和实践与乔治·奥威尔相似。史学家必须重视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责任为公众写作,“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 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朱特称史学家的这种责任为“公民责任”,“我们不只是历史学家,还是且始终是公民,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技能用于公共利益”。

  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们不是一些自以为是在“捍卫和推进宏大抽象理念”或对事事都急于表态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在学术活动之外,意识到并行使自己民主公民责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而这又正是为了不让对专制的抵御和对人权的捍卫失去最佳的也是最后的屏障。

  □徐贲

  法国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从蒙田到加缪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称之为 moralistes,这个词比英语的‘道德家’意涵更为丰富,又少了其隐含的贬义意味。法国的moralistes,无论是积极地从事小说写作,还是研习哲学或历史,都远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有可能将明确的伦理介入倾注到作品当中(至少在这一点上,以赛亚·伯林也是一名moraliste)。我也是一名 moraliste,不过是美国式的。

  ——《思虑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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