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朱特 他是入情的旁观者

　　历史理性与道德

　　历史何去何从，充满了太多偶然的因素。以后来显而易见的是非善恶标准，去判断彼时的人们，是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史研究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言行的原因，言行本身，以及言行的结果，此三者究竟该怎样恰如其分地呈现。基于同样的理由，最后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样是为了追求正义民主，有人选择了拥抱法西斯，有人选择了拥抱共产党。或者相似的言行，却有着不同的原因和结果。托尼·朱特的重心，落在言行本身上。

　　历史学家并没有权力充当历史人物的裁判者，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一种呈现的技能：颠覆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或者为一个模糊的人物重新勾描出鲜活的模样；推翻一种叙述，重述一个事实。托尼·朱特对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的道德考量，就是通过重新描述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他们的言行，重新描述他们与他们的时代的关系。

　　而托尼·朱特对20世纪法国的病理剖析，其实并非法国所独有：政治理念上左右之争激烈，参与者傲慢而刚愎自用，却没有人为实际的政治负责；一个不正义的政府（维希政权）带来的长久的道德溃败，却没有人专注于道德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不稳定，短时间内经历不同性质的政权，导致社会生活出现奇怪的断裂，随之带来的是对共同经历的历史全然不同的解释与理解。

　　他所列举的这三大法兰西病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所体现。在他笔下的三位负责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在政治上负责，他使一个政党免于独裁的困境，也维护了政治共和的原则；加缪身上的政治性非常弱，但是他在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远比同时代人更为尽力；阿隆严守理性，与各种狂热、激情对峙了几十年。他们的言行并非直接医治了当时的法兰西病症，而是在托尼·朱特的检视之下，发现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医治”的功能。

　　托尼·朱特描述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而其实，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同样也直面责任的重负：历史是可以被汲取的，而不仅仅是客观地再现。有价值的历史描述，往往能提升我们预测和控制事件的能力，暗示了“该怎么办”的答案。

　　《记忆小屋》

　　蕴藉对世界的爱

　　在生前写就的最后一本书中，朱特言说着他一生所积蓄的良知的力量、智慧的愉悦、省思的深度，和对世界的爱。

　　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颗内涵丰富的脑袋

　　一个健康无虞的人，却在60岁时被退行性绝症击垮，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他却因为这病行将就木，这时候说他幸运，未免太过恶毒。患上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不过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颗内涵丰富的脑袋：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幸运的是，我恰好有这样一颗脑袋。

　　我忍受的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这种病使我成为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我曾绝望地需索光线、陪伴以及与人交流所带来的单纯的慰藉……后来，我几乎已经戒除求助的愿望，学会了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抚慰与依靠……那曾经如此难挨的夜的煎熬，我后来竟然能坦然面对了，想来仍不免惊讶……敏于思维所带来的快乐，在我现在看来，实在是被那些完全依赖于此的人过分夸大了。

　　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却错过了革命

　　我生于1948年，14岁那年，披头士发布了《请爱我》，3年过后，世上第一条超短裙出现了。1968年，像许许多多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养尊处优的孩子一样，我也服从到了反抗中去，于是，20岁的我革命去了。

　　不可否认，我们对革命一词的许多视觉理解，的确都来自我们自以为所理解的，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有些分不清了。雷蒙·阿隆就对当时的革命非常厌恶，原因似乎是大家都拿革命当乐趣。

　　但是，如果我知道巴黎往东250英里处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自我感觉就不会那么良好。我，一个东欧犹太出生、精修历史、掌握几国语言并在自家半个欧洲大陆上周游甚广的大学生，竟对发生在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场灾难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冷战时期西欧对外界是有多封闭。

　　在我们所有热烈的讨论中，我竟想不起来有谁提到过“布拉格之春”。我们当时有那么多天花乱坠的历史理论，却竟然集体忽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如此看来，1968年5月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场幻觉吗？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尽管很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

　　我并非无根，而是牢牢扎根于一系列相互矛盾冲突的土壤中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法国的词。公共知识分子往往通过一系列或具争议、或具流行性的话题中贡献自己的言论而出名，能够满怀自信地大谈各种公共、文化事务。但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不管怎么说，任何形式的标签都会让我不舒服。

　　我教授的是已故多年的欧洲人所留下的文本遗产；我对表达不精却美其名曰“个人表达”的做法不加容忍；我不承认无能者的努力；在教学上，我一开始就重现实而非“理论”；审视如今这个勉强算是历史研究体系的东西时，我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于是，大学里许多同事视我为反进步的“史前生物”。

　　我，犹太人、生在英国、修习欧洲史、又去美国教书。大概我只好缓引‘无根的都市客’这个耳熟能详且令人不快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了吧？可它又不太准确，充满了可以包容万物的惺惺作态的感觉。我知道，我并非无根，而是牢牢扎根于一系列相互矛盾冲突的土壤中。

　　摘自《记忆小屋》

　　《思虑20世纪》

　　戳穿优雅的谎言

　　所有值得作出的决定都牵涉到真正的获得和丧失

　　伯林的教诲跟日常的政治分析和辩论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是他提醒我们所有的政治选择都牵涉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代价。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一种需要走出的正确或错误的决定，甚至也不在于你是否面临着一种选择，使得正确的决定便是避免最糟糕的错误。任何决定，包括任何正确的决定，都牵涉到放弃某些选项：它剥夺你做某些事情的能力，而其中一些可能是值得去做的。总而言之，有一些选择是我们有权作出的，但它同时也隐含着对其他选择的拒斥，而否认这些选择的价值是错误的。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所有值得作出的决定都牵涉到真正的获得和丧失。

　　开放的社会不需要齐整的废话

　　一个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一种持久的集体意识，它相信事物总在变化，但彻底的变革却始终是虚幻的。福山认为历史必将终结，他不过是出于自身的目的改编了一种历史叙事，为历史提供前进的终点和目标，是虚妄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便是将这些齐整的废话彻底打乱。一种准确的杂乱无章，比之优雅的谎言，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在戳穿政治上的不实之词的同时，历史学家仍然有义务让一切各归其位：一条叙事线索，一个前后连贯的解释和一个易于理解的故事。

　　历史与记忆

　　历史与记忆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因此，她们相互憎恨，但同时又有着足够多的共同点，使她们无法分离。而且，她们的争吵局限于一份她们既无法放弃又无法分割的遗产。

　　记忆更年轻，也更有魅力，她更容易引诱别人和被人引诱——因此她交游更广。历史则是姐姐：有点儿消瘦、朴素和严肃，她喜欢回避无聊的闲谈。因此，她是一位政治上的壁花（wallflower，指社交场合因害羞而没有舞伴或不与人交谈的人），一本留在书架上的书。

　　让记忆来取代历史是危险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一种记载，它无止境地对新旧证据进行重写和重新检测，而记忆则适用于公共的、非学术的目的：一个主题公园，一座纪念馆，一座博物馆，一幢建筑物，一套电视节目，某个时间，某个纪念日和一面旗帜。这种对过去的记忆性呈现必定是片面的、粗线条的和有选择性的；编排这些记忆的人迟早得告诉人们片面的事实，甚至彻底的谎言——有时候是出于善意，有时则不然。

　　如果没有历史，记忆便容易遭到滥用。但如果历史是第一位的，那么记忆就有了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并得到评判的模板和向导。

　　摘自《思虑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