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变的互联网，不变的社会

　　2016年是克劳德·香农100年诞辰，这位数学家的卓越贡献不仅包括二战时帮助盟军破解德军密码，还在于香农为什么是信息做了定义，并且制定了信息的“度量衡”——信息熵，比特作为信息熵的单位，一比特就是一个二进制位，二进制则用来对信息进行编码。

　　或许香农也不会想到，当他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发表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世界的基础理论创新因“信息”而改变。

　　作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哲学家，休伯特·L.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可谓见证了信息论从无到有的历程，而他也从未停止对于由“比特”塑造的人工智能、互联网的研究和批判。早在1972年，德雷福斯就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批判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再版三次，德雷福斯除了每一版增加一部分序言之外，主体内容并未有多大改动。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富有远见性的哲学家为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做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预测，但遗憾的是，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并未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即便是在人工智能这个词再次成为“buzzword”的当下，也未能跳出德雷福斯设下的“诅咒”。

　　如果说德雷福斯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人工智能“警世通言”，那么德雷福斯的另一本书《论因特网》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发展的“醒世恒言”——在这本出版于2001年的小册子里，德雷福斯展现了他对互联网之于社会深层次影响的清醒判断。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德雷福斯的论述早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十五年后的中国互联网语境中更具现实意义，你可能会发现，看似改变了一切的互联网，其实并未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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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信息组织方式

　　早期互联网的先行者们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线下的信息数字化，早期以新闻为主。比如世界上第一个门户网站雅虎，以及中国的新浪、搜狐、网易等等。这些网站通过技术、人力（主要是人）将报纸、杂志的新闻变成数字化的内容，完成了互联网的第一步。

　　当所有信息都以“平等”姿态示人时，其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信息爆炸带来的焦虑和无助，德雷福斯在1999年完成本书第一稿时对于解决这个难题颇为悲观，他甚至认为“由于网络内容的爆炸性增长速度，开发出成功的搜索引擎很快将变得不再可能。”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年轻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给德雷福斯带来诸多灵感。

　　佩奇和布林的想法听起来很简单：用网页的超链接价值衡量这个网页的价值，进而自动化完成网页的排序，将有价值的网页优先呈现给用户。这也是后来Google搜索的原型。在互联网内容（超链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网页重要性完全可以通过超链接的多少与质量来“投票”。

　　德雷福斯在199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Google身上看到了解决信息爆炸的最好办法。事实也的确如此，Google自一成立就秉承“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使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每天全球数亿人通过一个搜索框了解世界，获取知识。

　　随着互联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2009年以后，信息获取和组织方式的新一轮变革大幕又徐徐拉开。像Quora、知乎以及最近刷爆朋友圈的社交问答产品“分答”，都是基于社交媒体基础上的信息组织形式。

　　由于本书最后成书于2001年，看起来德雷福斯对于人类信息获取方式的论述也就停留在Google的“解决方案”中，但德雷福斯还是极富远见地抛出一个问题：学习和教育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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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依然没被解放

　　几乎每一代新技术的出现，都会被人移植到教育领域。

　　如今新技术如虚拟现实、新理念如社交知识互动、新一代互联网受众，似乎重新定义教育的所有要素，比如真正实现远程教育。但德雷福斯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当教授特定的技能时，老师必须是具象的，并鼓励情感代入。”更进一步来说，技术无法改变教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性的感觉，以及与之交互的技能，都取决于我身体无声的幕后工作。”

　　另一方面，因特网对于社会复杂性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德雷福斯花费了很大篇幅探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对于不同东西判断的价值观，认为一切都是同等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值得为其献身。

　　德雷福斯援引克尔凯郭尔1846年一篇质疑公众和媒体导致虚无主义的文章展开论述，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大众媒介的普及带来了特有的公共领域讨论，报纸具备可匿名性的特点也加剧了公众讨论热情，但“公共领域存在于政治权利之外，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任何事情持有自己的观点，却无需有所行动。”

　　一百五十多年后，克尔凯郭尔的所有担心都已经“兑现”：博客写作的兴起让线上写文章与线下行动几乎割裂，人们更愿意记住那些在网络发出声音的博客主，而对付诸现实行动的人不闻不问；社交媒体的发达大大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人人都在发出声音，每个人都成了内容生产者，但正如上文所言，基于Google的排名机制已经失效，新的过滤系统也未形成，加上互联网天然的匿名特性，导致大量碎片化和煽动性的内容横行。

　　比如，国内近几年来兴起的自媒体群体，由于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持续生产高质量观点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自媒体人开始生产“新闻”——他们并非像专业记者前往事件第一线调查、采访从而获取一手资料，而是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现有的内容去整理，并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进行营销推广，影响恶劣。

　　很多人把上述现象归结于互联网的影响，但本质上而言，这不过是人性或者社会万象的一种折射，也只是一个维度的折射。曾力图通过社交媒体的匿名呼吁，发动线下抗争并最终将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推下台的瓦埃勒·古尼姆去年发表演讲指出：“五年前，我会说如果你想要解放社会，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现在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解放社会，首先要解放互联网。”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R·桑斯坦曾在《信息乌托邦》里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比如他所担心的群体盲思：“群体通过集体将已经做出的决策合理化，忽视外来的挑战。一旦群体做出了某个决策后，更多的是将时间花在如何将决策合理化，而不是对它们重新审视和评价。”群体盲思并非互联网特有，但互联网却有可能放大这种极端的情绪。

　　自上世纪50年代，美军在香农信息论影响下开展计算机通信研究算起，互联网的历史不过一个甲子；1991年，蒂姆·伯纳斯-李创立的“万维网”项目逐渐被人熟知；1996年，“Internet”（互联网）成为主流用语。互联网短暂发展历程带来技术冲击与人类社会上千年沉淀的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并未给社会带来真正改变。

　　那么未来呢？和桑斯坦对于技术的乐观态度不一样，德雷福斯的乐观建立在他对人性的颂歌里。“只要我们仍然还是血肉之躯的人，那么网络可以发挥作用……这并非无视自身的局限与脆弱，而是因为没有我们的身体——如尼采所言——我们将什么都不是。”

　　□赵赛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