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洲的喃喃细语

　　说起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州，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想必大多来自旅游攻略和风景图片，它被这样的印象定性为一个海滨度假胜地，而对它的历史、文化、民俗则恐怕大多既不了解也无兴趣；但其实，沙巴真正的特别之处是在其历史文化，至于它的那些热带风景，倒未必有多特别。

　　1934年11月，艾格尼斯·凯斯在横渡重洋抵达此地时，这里正处于历史性巨变的前夜：多年后在她离开不久，这里最大的城市山打根便毁于日军的炮火，大英帝国的统治随之走向尾声。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在这里所写的虽然只是一个白人妇女在这热带岛屿上四年多的日常生活，其间不乏轻松活泼的笔调，大概丝毫也不曾想过让它像一份历史文献，但事后来看，却的确是变革前夜某种殖民地上层社会生活、以及当时民俗文化风情的真实写照。

　　被遗忘的前哨

　　只有数十人的上流社会

　　当时这片名为“北婆罗洲”的领地孤零零地像是在天地的尽头，一如书中所言，这是“大英帝国那个遥远而被遗忘的前哨”。20世纪30年代之际，在这两倍于台湾岛的土地上仅有七十多位欧洲人实施统治——之前更少，1895年当地行政部门仅靠二十八个欧洲人管理运作。之所以这样节约人手，原因之一在于它是整个帝国硕果仅存的由一家特许公司管辖的殖民地，因而像任何私营企业一样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率。说起来，荷兰人虽然早在1667年就已征服了东印度群岛的绝大部分，但之所以“漏掉”了诸如巴厘、望加锡海峡沿岸、北婆罗洲等地，主要原因便是这些地方在商业上缺乏吸引力，一如他们在更早之前放弃了无利可图的澳大利亚。英国人虽然统治北婆罗洲也已有五六十年了，但这里基本上还是乏善可陈，除了最大的两座城市之外仍然没有市政供水系统，只修了小段的公路，而首府山打根“一个下午就可以逛完”。

　　至于那仅有的数十个欧洲人组成的上流社会，看起来也沉闷至极，白人太太们几乎无事可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作为白种女性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个个都成为公众的谈论对象”。这也难怪在她离开美国前，“最让朋友们担心的其实是，作为一个白人妇女，如何在那样一个热带地方打发掉那么长的慵懒无聊时日。她们让我做刺绣、十字绣、织毛衣、拼图、绘画，学做钩针地毯，或者学习法语。”她也厌烦这一小群英国人在热带地区遵守那套社会礼仪的繁文缛节，据她的观察，这儿的男人们其实“也不喜欢西装、燕尾服、晚装、领带，但除了死，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在恰当的时刻穿上恰当的行头出场”。

　　虽然身为美国人，但她在这里展现的倒是某种英式幽默：生活尽管有不如意之处，不过可取的方式不是激愤地改变它（那恐怕也很难），倒不如以一种得体的方式从容接受它，并在轻描淡写的自嘲中得到某些乐趣，似乎什么都不能搅扰得她烦躁不安。对土著的懒散安逸，她只觉“‘勤奋’恰好是大自然赋予本地人性格中最少的一点”，而欧洲式的“时间就是金钱”信条在此完全是颠覆价值观的一种说法；对于仆人的算盘和争吵，她一概以一种间接统治的英帝国方式优雅地解决之；而当地不可阻挡的炎热和已经成灾的白蚁，她也只是当作热带风情中不可避免的背景泰然处之，连当地某些难以忍受的不适和旅途狼狈，她也并未抱以怨恨——这与其说是这片“风下之乡”特别迷人，倒不如说她的生活态度使然。

　　格格不入的统治者

　　喜爱土著之美

　　当然，北婆罗洲也自有其丰富的画面。即便是在它最大的城市山打根，“走出几英里，也许你就有可能在路上见到大象，大猩猩和长臂猿也可能就在丛林里距你一步之遥，鳄鱼就在海关码头被活捉；可是，下午四点，毫无悬念地，我们在喝下午茶。”这里在文化上也极为多元，虽然在战后变成新国家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直至1955年，整个英属婆罗洲的穆斯林马来人仅占人口的10%，只是二十八种可辨别出的语言族群之一，以至于“研究人种学的学者在争论北婆罗洲的特征和起源时，几乎把对方撕成碎片，讨论结束时差不多要仰仗拐棍才能离去”。

　　毫无疑问，在她看来，多样化是一件好事情。有时她的笔触给人一种感觉：白人在这里虽然是高踞社会顶层的统治者，但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本质上并不高人一等，甚至其存在本身倒显得有几分滑稽。大概因此，她才会说，“自己绝不会是帝国缔造者中的一员，我永远都只会给帝国丢脸”。这种对人的态度，与她在旅行中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丛林中，似乎每时每刻都在与各种充满敌意的因素搏斗，但正确的方式是顺应自然的旨意顺流而下，而不是与它对抗，否则你就会觉得当地的一切事物都在阻挠自己。

　　大概也因此，她身为白人统治阶层的一员，却抱有一种非帝国主义式的观点：她同情甚至喜爱土著，赞赏他们身上的活力和健美，突出其自尊心——“尽管他接受了白人良好的自我感觉，却从来没有接受白人对棕色人种的偏见”。她甚至说：“我恨透了这种东方态度，即便你作为一个华人，也认为欧洲人的命珍贵，而亚洲人的却一文不值！”虽然有些人觉得勤奋的华人主导当地经济是一件好事情，但她却说：“我可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被华人占领，我想不通为什么土著人不可以犯懒，既然他们什么也不干也有吃有喝。”相比起男性，她看来更少被“进步”的话语所迷惑。

　　西方人的南洋乡愁

　　第二故乡各不同

　　我们尽可相信，她在说这些时都是真诚的。不过说实话，在英美非虚构写作的传统中，这样的描绘几乎足可构成一个单独的门类。从《广州番鬼录》到《四万万顾客》、《小洋鬼子》，这些曾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的殖民前哨的白人们，在回忆第二故乡时，常常都表现出乡愁般的恋恋不舍，以诙谐的笔调为当地所有的不适和误解不遗余力地辩护，而对当地人则充满怀念和深切的同情。这恐怕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涵养、文笔以及记忆本身的美化使然，也是因为他们事实上身处的受人优待的位置。

　　这么说是因为：战前这个优美平静的“风下之乡”远不是当时北婆罗洲社会的全部。很多人也许看过日本电影《望乡》，那是根据山崎朋子在《山打根的墓》改编的故事，呈现的便完全是另一番面貌：贫苦的日本女性为了谋生来到南洋，在北婆罗洲的妓院里过着凄惨的下层社会生活。在当时，北婆罗洲三大城市：山打根、亚庇（杰士屯）、斗湖，都有七成人口是华人，流血流汗为当地开发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在艾格尼斯·凯斯的笔下，他们多数只是女佣、仆人、厨子，或至多是农场经营者，时常还耍小心计，远不及土著居民更值得赞赏。广东女诗人张宜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远赴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斗湖任华侨家庭教师，她笔下所描绘的景物、社会、心情，无疑也大为不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景物，向来如此。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