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明珂 在反思中剥茧历史

　　若干年前，一位四川的羌族老人对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讲述了过去村寨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和人们时时的恐惧，最后说道：“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都是一个‘民族’”。

　　“这些话一直纠缠着我，它让我反思：为何我要解构这样的知识（使他们成为羌族的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解构这样的民族？”王明珂的学术取径受后现代主义学风影响，曾相当具有解构性，但老人一句话的“纠缠”促使他对羌族研究的论述目的有了更深的理解：让人们知道本地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并让人们思考，为了缔造更理想的明天﹐我们应往什么方向走下去。

　　这样一种反思意识，在新书《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得以延续。结合史学与社会科学，他尝试解答的不只是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也是社会现实问题——我们得自社会的历史与其他记忆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如何突破社会文化与学术教条施予我们的认知障碍和偏见？如何让个人基于反思性认知产生反思性行动，逐渐造成社会的良性变迁?

　　王明珂直白而真诚地将“历史”比喻为我们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目的是造就具反思性的个人。”于是，在这本论述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社会表相的书中，他在为读者抽丝剥茧，也在为自己寻找解构的彼岸。

　　拯救现实关怀

　　何为学术界的“武装走私者”？

　　新京报：你在新书中谈到，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的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这种结合也很有可能变成自觉或不自觉的现实“功用”，你对当下学者的现实关怀有何判断？

　　王明珂：多年来，我在学术界见到过各种很失败的现实关怀作为。一种学者，顶着杰出学者光环及民众对他们的信赖，对所有公共事务都要插手关怀﹐无视那是否为自己专业。另一种学者﹐热衷于关怀现实﹐而忽略学术研究﹐因此其学养无法支持其解决现实问题。更普遍的是，学者积极投入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未能认识自身在此行动中的国家﹑民族﹑党派﹑族群﹑性别与社会阶级偏见，这样的偏见常扭曲其学术认知与逻辑思考。当然最糟的学术现实关怀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权位，以学术附和与支持社会威权下的不公义。

　　新京报：偏见是书中反思的要点之一，影响着现实关怀的有效性。你曾自喻为主动穿越、破坏边界的“毒药猫”，（“毒药猫”是流行于羌寨的一个传说：有些会法术的女人，晚上睡觉时灵魂会离开躯体，变成动物去害人。王明珂发现，这其实是人们创造的一个代罪羔羊，以此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学界的“毒药猫”，穿越、破坏各学科的边界，挑战主流权威。）

　　跨界是消解学科偏见的一条可行之路吗？

　　王明珂：学者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要注意的是﹐此是否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己的学术能否提供积极有效之意见﹐以及自己的参与是否受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学术包装下的偏见﹐还包括学科自身基本法则﹑概念﹑理论产生的知识偏见。跨越学科边界﹐多了解其他学科思考问题的方法﹐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条式学科法则﹐能在相当程度上突破自身的学科偏见。对于各学科主流群体来说﹐跨界是不受欢迎的“毒药猫”。但对我来说﹐我自认为是“武装走私者”﹔这是一种自我警惕——要跨越学术边界私运知识﹐自己便先得有知识武装。

　　新京报：“跨界的武装走私者”是一种具有解构性气质的学者定位。你曾谈到自己的学术取径于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学风，而大陆学术界在10年中断期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后也大量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这种解构性的风气是否在有效地促生社会的反思性思考和关怀？

　　王明珂：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快速且大量地吸收西方学界最新的研究﹐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批判，以及跨越学科边界之风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但无论在国内或欧美﹑日﹑韩﹐经过多年对国家﹑社会﹑文化解构与批判后﹐社会并没有变得更理想。各国家﹑民族以及各文化体之间的敌意与冲突﹐因学者们对自身的认同偏见缺乏反思﹐相互解构﹑批判而加剧。这样的社会走向及因此造成的挫折感﹐让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无论在理论与行动上都更激进。

　　纠偏公共记忆

　　边缘人如何撼动主流历史？

　　新京报：主流/边缘历史是新书中一对重要概念。你提及1995年前后美国史密森国家航空与航天博物馆的一场争议：对于所展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应强调其对结束战争的贡献，还是强调日本所受到的巨大灾难﹖博物馆参与着公共记忆的塑造，但大多数博物馆所呈现的记忆都是“安全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博物馆？

　　王明珂：我认为博物馆应有理想性﹑前瞻性﹐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传播机构﹐它更该指出及纠正不正确的社会记忆。如我所服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文物馆﹐其中一单元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陈列本所早期民族学者搜集的西南民族文物﹑文书。在文物方面﹐当年我在参与布展时，发现前辈们所搜集的西南民族生产工具几乎都是渔猎工具；这是在过去一种刻板的民族学概念下﹐原住民与少数民族被认为是居于人类演化下层的学术偏见造成的现象。因此我在陈列说明中指出这种偏见﹐同时指出，对于20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西南民族来说﹐“渔猎”都只是辅助性经济手段。

　　新京报：公共记忆中因偏见所遮蔽的边缘历史，正如你在池塘蛙鸣比喻中所比，如被忽略、被压抑的蛙鸣。除了博物馆，历史的讲述者和讲述方式也对公共记忆形成产生影响。近年兴起的口述史，是否有助于让我们倾听边缘的蛙鸣？

　　王明珂：有几种不同的口述史：重要军政﹑经济与学术文化人士的口述史；对过去被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淹没﹑遗忘的史事所做的口述史；采访在主流﹑威权历史中失声者的口述历史﹐如基层劳工﹑妇女﹑乡民﹑原住民等的口述史。你所说的是第三种。然而这样的口述史只是让有些社会边缘人得以发声而已，并不能撼动主流历史。它们并未分析及认识这样的声音（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借此分析及反思主流历史。只有透过文本分析，来了解社会边缘者的口述与社会情境以及其个人认同之间的关系，才能让我们揭露及了解主流历史叙事之建构性及其社会意义。

　　冲破历史蚕茧

　　反思性的历史何以“再造国民”？

　　新京报：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为引，你谈到人们对“事实”、“历史”的建构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却浑然不觉，像生活在一个“大蚕茧”中。是什么力量在遮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解码”意识和反思实践？以史学写作做“解码”的挑战在哪里？

　　王明珂：受社会﹑文化与个人之社会身份认同影响﹐我们的记忆常是有选择性的﹐甚至亲身经验也不全然可靠。简单地说﹐遮蔽社会现实本相并让我们难以对社会“解码”的﹐便是社会中那些最平常的﹑让我们的行动可无假思索的文化﹑习俗﹑惯例﹑仪式与常识。因此，对历史书写规范有反思性认识的写作，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它要挑战我们最难以被怀疑的常识（如我们的历史常识），挑战我们最基本的词汇概念（如“历史”与“神话传说”）﹐挑战我们最自然的情绪与情感反应（如什么是美的﹑丑恶的或可笑的）。

　　新京报：你希望反思性的历史知识能够促成有反思能力的个人，这也是“再造‘国民’（或公民）”的过程。如何理解反思性与公民养成之间的关联？

　　王明珂：我研究的主题是中国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我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及其产生的许多具反思性的个人行动﹐能造成公正和谐社会﹐让一个人以自身的民族认同为荣。其次﹐近代56个民族多元一体之中国民族建构﹐以“民族”为单位来调整区域人群间的经济生态差距。在造民族之后﹐多元一体之中国应以每一国民为其构成单元﹐此也就是造国民（公民）。

　　个人对“历史”以及周遭所有社会现象有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认识﹐可以让一个人了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族群﹑地域﹑性别﹑职业﹑社会阶级等偏见﹐不再见怪不怪而有所行动﹐但也不盲目随众而动。期望能让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个人（类似西方所谓middle class中间阶层）知道这样的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因此能以行动抉择来造成改变﹐让社会之人类生态能得到良性调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