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波：TOP2企业才会有超额投资回报

　　2006年，杜永波加入华兴资本，主导完成了包括美团、赶集、唱吧、神州租车等项目的私募，以及达达与京东到家合并、乐视收购易到用车等数十亿美元的并购交易。2016年，杜永波转任华晟资本的合伙人，主导投资了一批处于高速成长期的优秀公司。

　　从FA（财务顾问）到投资人的转身，让杜永波对于投资产生了新的看法，他相信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创造超额回报，坚持“投最好的公司”的理念，重点捕捉行业Top 2的企业。

　　投资人“宁可投贵，不可投错”

　　新京报：从华兴资本的FA(财务顾问)，到在华晟资本主管投资业务，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杜永波：做FA更多地是找企业独特的方面，找到了它的长处，就想市场上肯定有相应的投资人会喜欢这样的公司；做投资时，除了考虑独特之处外，更多地要想这个企业有没有明显的短板。

　　新京报：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

　　杜永波：对，因为做投资子弹是有限的，而且我们是做中后期且是重仓策略，这儿开一枪，别的地方就少开一枪；对比而言，做FA主要是人力，带宽的灵活程度比较大，市场上的投资人很多，有不同的喜好，总有一款适合你。而做投资，必须投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投资策略、让你满意的企业。

　　新京报：有人说从FA转型做投资有天然优势，你觉得有吗？

　　杜永波：有的。一个是对创业者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做FA的时候我始终和创业者站在一起，知道他们的不易。这样就更容易和创业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甚至现在很多案子最终没投，我会反思也许是我们没看懂，因为投资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永远不可能把好的项目都投了。

　　另外，做FA训练了我们看到终局的能力，对原互联网里主流玩家、主流基金的想法思路了解较多，包括平台信息数据的汇集，使我们对事情看得比较长远，从而能够更好地规避一些投资风险。

　　新京报：在投资上，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杜永波：我们有四个投资标准，第一点就是看赛道够不够长，行业的天花板是不是足够高，我们更倾向于投资万亿级市场中的领头羊。第二点我们要投到行业里TOP2的公司，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创造超额回报。第三点是创始人和团队。第四点则是被投项目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项目在品牌、用户数据、技术和产品上有积累，才能不被轻易地超越和仿造。

　　新京报：所以你经常说“宁可投贵，不可投错”？

　　杜永波：对，投到一个行业的老三老四，就可能血本无归，投到老二可能会有回报，但投老大肯定会有超额回报。老大的价格会贵一点，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增长，回报就能完全把高出的估值覆盖掉。

　　新京报：很多人都想投中行业老大，但是在早期发现它们并不容易。

　　杜永波：做投资投的是项目的成长，任何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起起落落，投进去就要有三五年后才退出的心态。

　　并购时别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

　　新京报：去年和今年，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发生了许多大的并购案，是不是现在市场对于并购的态度有了变化？

　　杜永波：在中国，很多项目创始团队比较抵制企业被并购，所以可能IPO的占比更大一些。最近两年，中国企业的创始人对于并购有了新的认识，也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了。

　　新京报：自2015年下半年，上市公司对于VR公司的并购热情有增无减，这种并购背后真的都是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吗？

　　杜永波：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是，具体要看它的主营业务是否和并购企业的业务有战略协同，如果完全不沾边，为了炒概念、抢噱头并购VR公司，多半是为了刺激股价。另外，我也不看好将VR作为第二主业、第三主业的公司，他们多半不具备管理好这些业务的能力。

　　新京报：在并购过程中，买方容易掉进哪些坑？

　　杜永波：对于买方而言，很多人会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特别是离得较远的行业，并购后想要做好整合很难。好的买方应该和卖方在公司联合成立PMI（并购后整合）小组，在并购后六个月这个组织机构都应该存在，保证过渡融合顺利完成，发挥整合效应。

　　新京报：那对于卖方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杜永波：人在涉及利益时才更真实地展现出本来面目。很多公司融资时，钱进来，大家利益是一致的，但现在要卖了，团队和股东都要拜拜了，经常会做最后的利益斗争，卖方有时会因为一件小事去耽搁最后的并购，所以创业者在选择谁做股东时要有一定的考量，应该选择那些合理且友好的股东。

　　“PE散户化”和“VC产业化”都不能持久

　　新京报：面对中概股回归潮，国内很多基金成立了专项基金，还诞生了VIE架构回归母基金，这种现象合理吗？

　　杜永波：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有其合理性，关键要看这种现象是否可持续。投资机构分为两种，一种挣的是企业成长的钱，一种挣的是制度性套利的钱。如果两个能都赚自然更好，如果不可兼得，还是要注重企业的成长性。只投制度性套利的企业，那就会受到各种政策风险的影响。

　　新京报：听说中概股回归潮还催生了一个怪现象，就是PE（私募股权投资）散户化。

　　杜永波：是的，大批中概股集中启动私有化，很多人看到了制度性套利的机会就想去尝试，很多本应PE承担的专业工作失去了专业性，被一层层分拆嵌套，最终由大量散户承担。

　　新京报：在PE散户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部分VC（风险投资）也“产业化”了，开始去二级市场做定增了，这种现象合理吗？

　　杜永波：在海外市场估值太低，国内IPO排队太长且重组较易的背景下，大量VC通过定增等方式进入A股上市公司，反过来看，还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不够市场化，IPO审批制和排队时间过长，一些人等不及就老想一些歪主意，赚快钱。

　　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这个行业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投资人还是各管一段，你的本事在哪里，就管好哪里的工作，赚你最有把握的钱。

　　新京报：你认为这两种现象能持久吗？

　　杜永波：肯定不能持久，今年可能还看不出来，再过两年，有一批人就会亏得血本无归，他们会得到教训。

　　长期来讲，这种现象不会成为市场主流。如果所有人都只追逐制度套利的机会，这种渠道就会变得没有价值。

　　新京报：今年5月，“证监会暂缓中概股回归A股”的消息传开，这个时候再去投私有化回归类公司，风险是不是很大？

　　杜永波：在中国要和资本市场共舞，你就必须接受政策风险这个事实。投资的核心还是要抱着长远的心态，更看重企业的基本面，这样短时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也就相对可控。

　　在互联网领域，马太效应很强，行业老大占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份额，老二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其他人分摊剩下的市场份额。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创造超额回报。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鹏 实习生 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