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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有知音,隔世闻榆生

2016年07月0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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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陈三立题《风雨龙吟室丛稿》。
龙榆生自题42岁(1943年) 南京博物馆照片。

  程序员左伟明自幼爱读古文诗词。上初中时,他在学校图书馆偶遇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发现与其他的选本大有不同。“书中所选的词作极为丰富,大量援引古人对词作的评语,选入唐五代词人词作,还标记了韵脚平仄。”

  于是他爱不释手,边看边抄,津津有味地“读”过了一个暑假。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依着选本作者“龙榆生”这个名字,又找来《唐宋词格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继续抄读。

  左伟明对当时阅读的印象很深,记得当时正值冬季,冬夜读清词,文字之间仿佛透出萧杀冷落之气。当他读到龙榆生《后记》中的两句诗:“要将填海移山志,迸作锵金戛玉声”时,忍不住神往与其通书,结果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想写信给出版社,了解一下龙先生的联系方式。谁知,当时龙先生已经作古近三十年了。”

  没有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指引,也没有舆论和师友的推荐,左伟明在误打误撞间与龙榆生产生隔世的共鸣。从这种纯粹而原生的认同中,“风雨龙吟”的魅力可见一斑。

  龙榆生以“风雨龙吟”自榜书斋,“龙”取自家姓,“风雨”则暗合他颠簸如晦的一生。逝世三十年后,仍能以词作的“萧杀冷落”感动后人,也正因其人生中的“风雨”际会。

  光亮跨越时代

  潜入词学,留下“龙吟”

  少年时代的龙榆生是个幸运儿,他生在书香门第,父亲龙赓言是文廷式、蔡元培的同榜进士,曾治《万载县志》,流传后世。龙榆生从小聪慧过人,自幼在父亲的带领下,熟读《文选》、杜诗,点读《资治通鉴》,少年时所写《苏武牧羊赋》更是为时人所称道,并深受父亲疼爱,托好友黄侃许其私淑。

  龙榆生年少时心气不低,高小毕业时,想凭自己的学力,跳过中学阶段,直升北京大学读书。恰好又有黄侃的关系,几乎成行。不想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赶上黄侃在北大失势,于是错过升学北大的机会。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也成为一生命运的转折。

  病愈后,为了养家谋生,龙榆生开始了贯穿一生的教书生涯。在《苜蓿生涯过廿年》中,他自称命中注定是一个“教书匠”。

  在辗转上海、武昌、广州各地履职的过程中,龙榆生的交游与求学,对他一生形象和身后之名的塑造,起到了比任教本身更为关键的作用。他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无时无刻不在自己做学生。”

  此言非虚。他的词学和创作虽然在随黄侃学习时已显端倪,但还是在幸遇陈散原、朱疆村二位的赏识之后才真正开启。尤其是朱祖谋“授砚”之后,龙榆生独立校雠《彊村遗书》十二本,才凭“朱氏的嫡派传人”之名立身词坛,摆脱了师承门派不清、学历不高的尴尬。

  朱祖谋去世两年后,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其间三年,龙榆生意气风发,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如此充满光亮。1937年,季刊停办,生活拮据的龙榆生开始为油盐酱醋奔波。他不顾胃病,兼了五个学校的课,汪伪政府成立后,才摆脱贫穷的窘境,却又陷入另一片沼泽。

  1940年4月2日,汪精卫未经龙榆生同意,在《中华日报》上刊登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名单时列入了他的名字。他随后辞去上海的教职,于4月中旬赴南京出任伪职。无论当时如何挣扎,日后如何解说,这一段“附逆”经历,对他此后的人生及身后的名誉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害。

  钱钟书在1942年《得龙忍寒金陵书》中形容龙榆生的处境为“负气声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进退维谷之间,龙榆生只能潜入词学,寻找安慰和寄托。他创办《同声月刊》,钻研清词,坚持创作,虽无法抵挡“风雨”侵蚀,却留下了龙吟余音。

  对于左伟明这样与龙榆生偶遇的后人,他的教学生涯、交游经历和政治际遇,都不如印在纸上的词句来得真实。左伟明觉得:“生于升平年代的我们,哪里可以体会到百年前的沧桑?”而唯有从每一行词句中,才能跨越时代,与前人的心境沟通。

  大学毕业后,成为“码农”的左伟明本应与诗词渐行渐远,可少年时对龙先生的心向往之,让他想到利用专业技术,从2004年起,花5年时间制成了“龙榆生先生纪念网站”,收集纪念篇目和代表著作,以便后人阅览。这种民间的整理搜集,自然无法与《龙榆生全集》相提并论,但对于龙榆生而言,百年之后仍在民间有此回响,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理解后的慈悲

  知音张晖,关照真性情

  中学教师蔡朝阳曾感叹说:“我竟然如此无知,要在人亡之后,才通过张晖,再去了解龙榆生。”

  其实,如他一样“无知”的读书人,不占少数。2013年春,青年学者张晖病逝。一个生前甘居冷清书斋的学者,去世后竟掀起一番热闹,这恐怕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仅就结果而言,张晖的逝世以及署名张晖主编的《龙榆生全集》出版,确实在客观上促成了更多人对龙榆生的了解。

  早在1998年2月,还在读本科大三的张晖就开始着手撰写《龙榆生先生年谱》。在这之前,他已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与龙榆生实际接触的时间,远在此之前。年谱在2001年完成出版,可视为他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处女作。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对龙榆生其人其学的追问,并在2012年拟定了《龙榆生全集》的目录。2015年,《龙榆生全集》在师友的帮助下出版,成为对他最好的纪念,也让张晖与龙榆生的名字再难割离。

  无论是参与编纂《龙榆生全集》的编委、龙家后人还是左伟明等龙榆生的读者,都认可张晖是对龙榆生最为理解之人,也公认全集由他编纂,最为合适。照张晖生前好友袁一丹的分析,理解龙榆生,能够兼顾“词学”与“史学”两方面,目前为止只有张晖能做到。

  对声调的重视是龙榆生治词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张晖能知人论世,指出这“与龙榆生早年在黄侃指导下研读文字音韵之学有关,更与其1931年开始任教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从事新体乐歌写作的背景有关。”

  谈及龙榆生新体乐歌的代表作,创作于1932年的《玫瑰三愿》堪称代表:

  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

  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

  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

  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

  好叫我留住芳华

  这首歌在1996年由歌唱家李谷一重新演绎,一度流行,却几乎无人知晓词作者“龙七”正是三十年前故去的词学大师、在家中排行老七的龙榆生。相比于同辈学人词家,龙榆生在解放后默默无闻,与1940年到1945年任职汪伪政权的经历难脱干系。

  面对人言人殊的历史评判,张晖认为“尽量避免道德、政治、情感等因素的干扰,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思考,庶几接近历史真相。”

  龙榆生自幼爱读《史记·刺客列传》,其中“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深入内心,张晖相信这正是他答应曾对自己有恩的旧交汪精卫之请的心理动因。他利用史料梳理和判断龙榆生参与策反郝鹏举的行动以及1945年后留守南京保护文物和学校的心态,一方面打破了某些从后见之明出发的阴谋论,否定龙榆生对后路早有预算,一方面也并没有陷入龙榆生的自我陈词,欲助其“平反”,而是基于史家的眼光,提取出中国读书人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徘徊的传统命题。

  龙英才回忆父亲时说,他不许自己的子女学文,因为他意识到,“学文很难回避政治。”张晖指出,龙榆生“既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紧紧保住自己文化人的身份不肯放弃”,真正触及到龙榆生“仕伪”经历背后的文人心态和文化命题。

  张晖选择用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关照龙榆生其人,是想摆脱偏见和干扰,还原龙榆生作为文人学者的真实面貌。由他拟定的《龙榆生全集》,本是用以向世人呈现龙榆生最全面貌的绝佳方式,可惜生前未竟,只能由师友代劳。最懂龙榆生的人不幸缺席,可以说是《龙榆生全集》诞生过程中,最大的遗憾。

  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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