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不全，风雨盖不住龙吟

　　《龙榆生全集》甫一出版，“粉丝”左伟明立刻订购了一套，及时地在“龙榆生纪念网站”上更新了目录，并为有授权的文章制作了全文链接。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曾经那个独自聆听龙榆生的寂寞读者，龙榆生的诗词和学问，也将随着全集的出版，为更多人所知。五十年已过，可无论多少风雨，始终盖不住龙吟。

　　八人显神通

　　各自填空，欣幸巨编来校字

　　龙榆生教学一生，却没有带研究生的经历，且早年各地奔波辗转，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疏松，在学术上没有留下嫡系的传人，身后颇显冷落寂寞。张晖为编《龙榆生先生年谱》四处搜集材料时，结识了龙榆生的后人，才知道龙榆生生前文字材料的整理工作一直在由龙家子女默默接续。龙盛宜、龙厦才、龙英才、龙雅宜等子女，虽然在父亲的授意下没有从事文学专业，但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堪称知识人。他们把父亲的讲义、手稿、通信、照片、笔记本逐一手抄整理，花了几十年笨功夫，积累下不少资料，只等一位理解父亲的专业学者出现。

　　张晖的出现让龙家子女欣喜，可当《龙榆生全集》刚刚拟订目录，商讨立案，张晖却与世长辞。悲恸和惋惜之余，龙英才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继续下去！”

　　1939年出生的龙英才，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化学教授。他说自己“精力不错，经济也比较好。”因此有能力把《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工作推动下去。虽然在全集出版后的编者按中没有出现龙家儿女的名字，但他们确实是幕后的组织者和支持力量。

　　龙英才感叹说，虽然没有接班人专门负责传递龙榆生之学，但民国文化名人的后代，像龙家这样的情况不太多。经过社会的变革和代际的洗礼，子女既能认识到父辈的价值，又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能力。若非二者齐备，龙榆生的著述材料不知还要散失多少年。

　　负责诗词卷整理的黄思维对龙家子女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格外珍惜，因为有了手稿对校，“先前发现声律未谐、文字难解，或疑而未决者，往往迎刃而判。”负责杂著整理的袁一丹也很感激龙家人在编辑过程中的通情达理，在材料上给予支持，在编辑细节上很少干涉，开放度和配合度都相当之高。

　　除黄思维和袁一丹外，在张晖之名的感召下，责任编辑张旭东还团结了倪春军、张霖、沙先一、熊烨和宋荟彧等不同专业和年代的学者，组成了八人编纂小组，迅速展开《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工作。在众人的努力下，全集在两年时间内编成出版，不仅速度可观，编委各自不同的背景和优势，也为《龙榆生全集》带来了新发展。

　　据编委倪春军介绍，此次《龙榆生全集》在材料上的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充分利用家藏手稿、全面查房稀见文件、认真比对版本差异。其中，主要由龙家人提供的家藏手稿，除了可供比较外，还提供了诸多新鲜材料，比如龙榆生的词史著作《词史要略》残稿，在《龙榆生全集》中第一次亮相，让世人了解到他撰写唐宋词史的宏大理想。

　　对稀有文件的发掘，是八人小组对《龙榆生全集》的最大贡献之一。在张晖生前拟定的全集目录初编中，部分文献标注“未见”，为全集的编纂设置了不小的障碍。龙榆生发表于民国时期的著述文章，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不善，馆藏数量屈指可数，有些文献可谓罕见。比如，龙榆生有一篇短文《词曲概说》，原载于《东南风》创刊号（1945年）。由于刊物发行量较小，目前已很难见到，张晖在生前也未曾见，直到倪春军加入编委，终于在上海档案馆中寻获，将全集进一步补全。

　　在上海档案馆，倪春军还在无意间偶遇龙榆生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的油印讲义《梦窗词选笺》，与《宋词》、《稼轩先生年谱》等油印讲义一样，都可称为“孤本”，这次收入全集，可谓“抢救性发现”。

　　与前几卷情况不同，由熊烨和袁一丹负责的最后一卷“杂著”没有底本可参，是根据张晖生前拟好的目录而完成的面目全新的结集。这一册中所有的文字，都是熊、袁二位从报纸、期刊及未刊稿件的原本中复印手抄下来并加以校勘整理而成。其中熊烨负责“词学杂著”部分，而袁一丹则负责与词学无关的文章。两部分在目录中由空行清晰隔开，而后一部分又按龙榆生的自述、怀人、时评政论和游记及其他的先后顺序排列，力图抓住龙榆生这个“活生生的人”。

　　补不齐全貌

　　不必求全，一缕微茫照后人

　　虽然《龙榆生全集》在杂著一册中收入了认识龙榆生“必读”的两篇文章：《苜蓿生涯过廿年》和《忍寒居士自述》，已经足以比较全面地呈现出龙榆生的大概面貌，而且据龙英才估计，全集涵盖了90%以上的材料。但是在具体的选篇和成集过程中仍不免留有遗憾。其中最让袁一丹难以释怀的，就是很多与龙榆生“仕伪”经历相关的诗词、吊文、检讨文字等特殊材料，都没有入集。

　　在全集编纂中，对全集作者“不利”的材料是否应该收入，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命题。袁一丹认为，这些特殊材料，龙榆生本人肯定不希望入集，但是作为历史文献，其中很可能会包括一些其他材料中无法反映的事实。从长远、客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正视这些材料对于认识龙榆生其人其世的史料价值。很可惜，这并没有在《龙榆生全集》中得到完全的呈现。

　　除了这些被主动剔除的特殊材料外，龙榆生的书信因为没有来得及整理完全，也遗失在《龙榆生全集》之外，被袁一丹视为一项“很大的缺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书信的整理在全集付梓前没有来得及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龙榆生所写出的信件，多半在通信对方后代手中，与他们交涉，要比直接和龙家子女沟通困难太多。

　　至于龙家后人，他们不仅不会“私藏”材料，反而主动提供各方面的文字材料，包括龙榆生在音乐系任职时，对民间小调、民歌音韵研究的讲义、为中学生和大学文科生编选的文学读物以及一些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科普文章等等。这些材料，一部分因为与龙榆生词学关系太远，一部分因为整理，均未收入全集。

　　当然，有关《龙榆生全集》最大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还是主编张晖的缺席。袁一丹感叹说，像龙榆生这样著述规模不大不小的文人——既适合出全集，又不像鲁迅那样繁重——最理想的状态还是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

　　可惜张晖最终只留下了一个全集的框架和选编目录，八位编委虽然各怀神通，但彼此之间甚至在参与编辑后仍不完全熟悉，更谈不上默契配合，只能按照张晖的布局构架，如同填空一样地补满每一册内容，错失了一次在编纂过程中有机发酵、整体成长的机会。

　　张晖投入龙榆生研究十余年，以一种理想主义状态对这样一位偏“冷门”的文人进行刨根问底式的搜集和探究，这本身就相当难得。全集出版既是对张晖的纪念，也象征了他个人龙榆生研究的集结，在短期内很难再出现具有同等学力和研究兴趣的学者，在《龙榆生全集》的基础上完成进一步真正有效的提升。于是，张晖版的《龙榆生全集》，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被超越。

　　无论任何一种全集，总无法求全。但也许“全”并不是全集出版最大的意义所在。在张晖的身后，如此多新生的学术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参与全集的诞生过程，虽然不能代替张晖的全盘掌控，但也为《龙榆生全集》的平衡性和创新性，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血液，也让更多人得以认识和了解龙榆生的词学和人生，在还原和开掘龙榆生的文化遗产之路上，更进了一程。

　　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