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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经典”密码 对生活的边边角角发言

2016年07月0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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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为报复王后行为不端,每日娶一少女,翌日晨即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述连环短故事,每至最精彩处,天刚好亮了,国王爱不忍杀,允她下一夜继续讲。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这是作家王安忆在“短经典”总序中的开场白。“短经典”的第一到四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改为素色调。

  爱听故事的传统,大概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是讲故事的高手。为了保命,她深谙故事的连环包孕法,每晚只讲一个故事,把国王迷得晕头转向。当代的读者们,早就不像这个国王那样容易上当,他们精明着呢!什么样的故事能够打动他们?也许一套接近80册的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短经典”丛书,掌握了这个密码。

  然而,短篇小说远远不止讲故事那么容易。对于作家来说,它是一种接近信仰的艺术追求,甚至因为收入微薄,而不能成为职业选择。美国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曾说:“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者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短篇小说真的那么不起眼吗?未见得。

  序幕拉开

  “短篇热”来了

  一直以来,出版界有个奇怪的说法:短篇小说是出版的“毒药”,几乎不可能进入畅销行列。

  奇怪的是,近几年国内却掀起了一阵“短篇热”——这里主要指“卡佛热”。在2009年前后,译林出版社推出卡佛的《大教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等短篇集,刚上市时就刮起风潮,进而意外地焕发了短篇小说的生机。美国作家塞林格也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顺势推出塞林格的《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等短篇集,在国内大热。

  卡佛和塞林格在中国畅销的“幕后推手”——上海“九久读书人”的副总编辑彭伦,彼时认为短篇小说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就要成熟。他有一个大胆的设想——需要一个“容器”,把外国现当代作家最好的短篇小说悉数纳入,形成规模效应,让读者根据一个品牌来了解世界作家的风貌。这个“容器”,叫做“短经典”。

  “短经典”,意思是“最好的作家,最好的短篇小说”。2009年,“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开始了总策划工作,购买版权、组织翻译。历时两年后的2011年3月,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作品《爱,始于冬季》中文版问世。“短经典”的序幕,拉开了。

  目前,“短经典”已先后推出九辑共计77本短篇小说(前四辑出版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五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是第一次引介入中国。

  丛书眼光

  用短篇小说搭建世界版图

  对于真正热爱小说的读者来说,“短经典”中精品不在少数。“短经典”系列的每本书封面极素,腰封上配一幅作家的小型肖像,简洁明了。不过,它所承载的容量,却远远超出了体量。丛书中的短篇风格迥异,基本没有超过200页的单本。

  丛书里出现了三类作家的身影。绕不开的,是那些已经去世的20世纪经典作家,包括格雷厄姆·格林(《二十一个故事》)、迪伦马特(《抛锚》)、科塔萨尔(《动物寓言集》)、卡佛(《我打电话的地方》)、厄普代克(《父亲的眼泪》)等,他们的作品一上市就赢得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然而,“短经典”最鲜明的特色,却是“侧重当代”——那些活跃在文坛的外国当代文学大师,其短篇小说的造诣在国外名气很大,在中国却鲜有人知。

  例如被誉为“爱尔兰的契诃夫”的威廉·特雷弗,“短经典”收录了他的《山区光棍》和《出轨》两本书。这位86岁的爱尔兰文学界元老,直到成为诺奖热门人选才被中国人知晓,而事实上他是有史以来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也是众多欧美年轻作家的超级偶像和模仿对象。又如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他是雷蒙德·卡佛的好朋友,长短篇都一流,但中国读者直到看见《石泉城》,才得以一窥其功力。

  那些不为国内读者知晓但作品水准上乘的新生代作家也在“短经典”视野之内。像爱尔兰小说家克莱尔·吉根和红遍欧美的以色列当代短篇王埃特加·凯雷特。他的《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出版后,在文艺青年中引发了持续热议。

  长期以来,国内引进外国文学偏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作品,却冷落了拉美、非洲、亚洲等地区。“短经典”将视野放宽到印度、摩洛哥、尼日利亚、津巴布韦、智利、巴西等国,目前丛书作者的国别已经涉及世界近20个国家。

  “我们在为一个外国作家培养中国读者”,“短经典”主策划人彭伦这样阐释“短经典”的理念,然而这种“小语种、新生代”的出版策略,引来不少同行质疑。“别人说既然叫‘短经典’,就不能选太年轻的人,不能选没听过的书,但出版必须具有引领性和前瞻性,要建立一个坐标,让中国读者和作家看见世界写作的潮流。”

  创作内核

  于无声处听惊雷

  两年前,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繁花》,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其中缘由值得玩味。当下的文学经验和形式创新,几乎都来自于城市生活,对于现代生活方式,讲述乡土历史的小说已经不能提供当下性参照。译介自国外的大量“短经典”,在描述城市生活体验方面,也打开了一扇窗户。

  彭伦列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如加拿大作家阿里斯泰尔·麦克劳德的《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描写海岛上的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人心失落,不得不离开家乡远走城市的世代冲突。而即将上市的理查德·福特的《千百种罪》则在讲述婚外恋问题中如何处理人的情感归宿。

  “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也就三十多年,对于作家来说积淀还不够。但‘短经典’侧重外国当代作家,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即使是活在小镇,也是城市体系中的小镇”,黄育海分析。

  70后作家徐则臣,一直是“短经典”的“追随者”,其《如果大雪封门》等小说都或多或少吸收了这套书的养分。徐则臣认为短篇小说契合当下城市生活的处境。“长篇小说需要足够沉淀,才能对一个时代、一段生活做出某种接近本质的表达。但短篇不必这么四平八稳,它可以对生活的边边角角发言,短、平、快地把城市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瞬间给表达出来。”

  然而中国文学界现有的一种批评是,当下的短篇小说写得太离奇、太虚假,脱离日常。但短篇小说爱好者王安忆认为,短篇需要仰仗“奇情”。

  究竟是“奇情”还是日常生活,更适合进入当下的短篇?另一位资深的“短经典迷”、学者陆建德认为,优秀的短篇小说,都擅长从常态中发现“奇情”。中国人在阅读“短经典”时,需摆脱“《聊斋》的框架”,走进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深入一个人波澜不惊的生活水下,会发现很多内容消失在记忆的黑洞里,而作家需要具备挖掘的勇气。”

  然而,中国作家写短篇时偏爱“传奇”的“毛病”,使得失真、猎奇、虚假的批评久而久之多了起来。从创作角度看,徐则臣认为,当下短篇的主要形态是“奇情”,因为日常生活由于缺乏“刺激”,进入短篇后故事性一般。

  “读者还是希望能够看见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就是在很短的篇幅里,看见我们的生活、情绪、内心波动的微妙。好作家写短篇,传奇性冲突越来越少,他要在日常里,在别人看不到戏的地方写出戏,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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