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昌 做作品的底线就是把自己弄个半死

　　上周五，何云昌的个展《啊昌》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艺术家迄今近20件代表作品，以及行为艺术新作《长生果》一并展出。作为上周末北京最重要的艺术事件，这次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慕名而来，今日美术馆也在其新作表演的72小时里全天开放不打烊。置身于繁华喧嚣的北京国贸地区，何云昌这件“72小时静待花生发芽”的作品显得十分奢侈。策展人崔灿灿发现，有很多不是艺术圈的人来看展览，而且一坐好几个小时，这使他感到欣慰：“这些平时在外忙碌奔波的人，可以在美术馆看一个安静的、不可理解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信号。美术馆给人提供了现实空间之外的精神空间，也许他/她对世界的认知从此会发生转变”。

　　72小时发生了什么？

　　三伏未至，北京近日连续的高温气候却已首度拉响黄色预警。《长生果》表演场地的今日美术馆展厅，应艺术家的要求还关掉了空调。表演期间内，何云昌在一号馆二层大厅一张透明的茶几上，或坐、或卧、或立，不吃不喝，不离开茶几。他的身后是白色的纱幔，周围是浸泡过的花生以纱布覆盖。最终，经过三天的等待，花生发出了芽。

　　7月11日五点表演结束后，艺术家开始喝水，一共喝了两瓶水，体重比之前轻了10斤，然后他迫不及待地到室外抽烟，与策展人、友人聊天，与观众合影。他有一些虚弱，但精神状态依然不错。最后，他跟美术馆工作人员一一致谢，还安排了撤展事宜。下午5点26分，他才在两位友人的搀扶下离开了美术馆。

　　在经历了72小时的极限身体体验过后，何云昌表示，此次作品的呈现比较“完满”。这种不进食的方式实际上是古人的一种特殊的养生方式“辟谷”，而何云昌在最近五年多里，尤其在做作品之前经常辟谷。“辟谷是古人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对资源的循环利用，生存健康，延年益寿都有好处。对于我而言，辟谷已经是我自己生活一部分的呈现。睡觉我也在吐纳，要不然我没办法扛过三天。通过吐纳，呼吸空气中的水分子，保持身体对水的需求”，何云昌说。

　　这个艺术家，有点意思！

　　作为当代艺术领域中最为先锋和激进的艺术形式，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生存空间长期以来受到挤压。世俗的眼中，行为艺术家是不可理喻的，做的是耸人听闻且毫无美感的艺术。在业内，行为艺术所获得的资源也远远少于其他艺术形式，因难以变现而“钱途”黯淡。而当年，油画系毕业的何云昌，捣鼓了绘画、装置、摄影各种形式的艺术，最“上瘾”的还是行为。“这种艺术的表达形式对我很有吸引力，它宽广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都诱惑着我，也不断有新的人投入这个领域”，何云昌说。

　　何云昌自嘲是“中国最懒、最穷的艺术家”，不创作的时候可以每天在家打13小时游戏，抽6包烟，活得跟散仙儿似的。这个黑黑瘦瘦、其貌不扬的云南人，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行为艺术家。二十多年来，他随时准备为作品奔赴生理之极限，亲笔写下众多“生死状”。自由与自制，浪漫和残酷，沉静及暴烈，这些充满反差的词语，始终贯穿着其人其作。在他的好友、策展人崔灿灿眼中，阿昌是一个“特别的人，有趣的人，区别于我们为日常繁琐事务所累的人，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却做出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可想象的事情”。而诗人于坚说，阿昌的作品“使人思考生命的历史，意义，价值，虚妄以及自由”。

　　【代表作解读】

　　《一根肋骨》 2008年

　　在作品强硬的外在形式之下，何云昌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浪漫与温情亦随处可见：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何云昌用自己的肋骨制成项圈，给他生命中重要的女性戴上。

　　《上海水记》 2000年

　　在这件作品中，他将苏州河下游的10吨水运往上游5公里处倒回，联系的是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神话。

　　《卧游——从福冈美术馆到富士山》 2009年

　　把身体埋在999块石头中，他在冥想中完成从福冈美术馆前往富士山的旅程，模拟中国古代文人的“卧游”。

　　《抱柱之信》 2003年

　　他将手浇铸在水泥柱中24小时，意象出自《庄子》，背后是一个苦等爱人最终丧命的爱情悲剧。

　　何云昌极具震撼的“受难者”形象，以及他那些具有独特精神信仰与抱负的艺术作品，使他成为中国行为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而通过一个艺术家的个例，去谈论中国行为艺术的变化，行为艺术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是崔灿灿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

　　■ 对话何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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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你早年是怎么从油画转到行为艺术的？

　　何云昌：我从小就是调皮不安分的学生，一直都是美术老师的宠儿，被夸大的。我喜欢胡思乱想，尝试好玩的。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行为艺术，1994年开始做。我在昆明那些年，抽象绘画、概念绘画、综合材料、摄影，都尝试过。我有个习惯，一批东西做好了，卖两张画，其他我就扔掉了。我觉得我这么年轻，应该多做点新鲜的。这当中也做了行为。1994到1997年我都在做行为作品，但是太烂，我都不发表，觉得对不起观众（笑）。那时候没什么资源，靠卖画、画广告、画肖像、做雕塑，攒点钱，能做就做一做（行为）。我一年工作1个月到3个月，兜里有5块钱就不干活了。后来慢慢发现（行为艺术）还是挺好玩的，一做做了很多年。

　　2

　　新京报：在自己做行为以前，你受到过哪些艺术家的启发？

　　何云昌：我们招进云南艺术学院就是学的油画，五个人一个班，可以进老师的资料室看外国资料，还有外面带回来的资料。激浪派、博伊斯，这些已经都可以看到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伊夫·克莱因。我知道博伊斯可能更强大，但是我比较感性，伊夫·克莱因的东西特别浪漫，不着边际，太有才华了。（是因为看到他的创作，促使你想从事行为艺术吗？）那倒没有。我喜欢的人我要离他/她远一点。

　　3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和你同批的行为艺术家，创作都转向别的领域了。而且行为艺术在中国所能获得的资源非常有限，你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多年？

　　何云昌：生活嘛，你还得面对它，该交房租还是得交，该给娃交学费还得交。“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嘛，不过每次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会出现贵人关照我一下。做行为确实资源窄一些，这两年好一点，主流社会大众的认知和宽容度大了一些。但是我想重要的是，选择你最喜欢和最有兴趣的事情，而不是最有利可图的事情。生活能过得下去就行，反正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好多人开玩笑跟我说，我了个去，你做这么多年还是这德行。我说咋的啦，就这样呗。说“坚持”听起来有点轴，当时条件差，我想方设法实施了我想做的作品，那可以视为一种坚持，后来也不完全是坚持。人对有些东西会有瘾，它本身会诱惑你。行为艺术的表达形式对我很有吸引力，它宽广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都诱惑着我，也不断有新的人投入这个领域。

　　4

　　新京报：一些作品是有危险性的，展览也展出了你写的责任自负的“声明”。写的时候你一般在想什么？

　　何云昌：我想得到可能会面对的不测，也能意识到我做这个事意味着什么，想表述什么。我可以为我的喜好牺牲自己，但旁人没必要为我牺牲。所以如果双方都觉得可能有不测的话，我就给写个声明，出任何事都跟别人没关系。

　　5

　　新京报：伴随作品发生过什么样的极端体验？有没有在一些时候让你感到失控？

　　何云昌：人是脆弱的，但人身体的潜能也是强大的。当你把潜能发挥到极致后，比如我做的一些作品，几次都有很清晰的幻觉。一个我飘到空中，从上面俯瞰我自己，还有听不见或看不见，都出现过。我每次做作品都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我尽量设想到最大程度，有一种自以为的保险性，但都是预估，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有人问我，你做作品的底线是什么，我说弄个半死就可以了。但我觉得我不是做极限作品的人，我都尽量请医疗专业人员来协助，这就是对你自己的保障。

　　6

　　新京报：你作品质感是很直接、硬朗的，而你最大的爱好又是打游戏，这二者感觉反差很大。有很多艺术家在从事网络艺术，你对这一块有兴趣吗？

　　何云昌：艺术家对现实持批判的态度，这不是艺术家的责任而是一种敏感。艺术家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就像透明的水晶体，折射城市的杂质和尘埃。对现实批判、质疑、否定的态度，是因为我们的期望总是更高，总是对现实失望，这导致你不能总是跟现实太近，你会太痛苦，需要寻找别的方式放松自己。打游戏不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打个麻将，喝小酒，跟朋友在街边撸串，时间长了养成一个习惯。游戏可以让我进入安静的状态中，就是个乐趣而已。我玩过上百种游戏，三天我就知道哪儿是窍门。我也关注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艺术家在做这一块（网络艺术）。但这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就是用很土、很朴素的表达方式，用最简单的手法和材质来呈现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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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从你最初做行为艺术到今天，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创作有何影响？

　　何云昌：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我们的所思所想，无形中就会和时代环境有一种血肉的关系。从行为艺术发端的上世纪70年代到今天，中国也就是地球上1/5的人，在观念、价值、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最丰厚的资源。艺术是关乎人类非物质领域的板块，人留给后世的结晶。所以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因为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发生变化。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作品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