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能住34亿人新城，怎么想的？

　　举一反三

　　城镇化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农民上楼。34亿人的新城规划，是试图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人口规律作对抗。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荒谬的数字，反映出城镇化规划的扭曲。中央就城镇化问题在不同场合的表态，都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要以市场为主导，但是遗憾的是，中国以前的城镇化行政干预色彩浓，导致目前这样的结果。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进入工业社会，由农民变成工人，然后生活水平也随之进入工业社会，完成城市化。所以，城镇化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农民上楼。

　　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城发展过多偏重于住宅。根据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云南某城市一个新区，招拍挂土地中，住宅高达74.63%，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只占15.53%，工业项目只有5.24%。这就意味着规划中的工业根本不足以支撑住宅所容纳的人口，这样的城镇化极有可能是空中阁楼，镜花水月。

　　这样的规划，背后自有其动机。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多，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有更多的土地可卖，潜在的土地出让收益更多。土地财政的刺激下，各地纷纷增加人口规划，也就不难理解。

　　规划者未必对大局没有认识，未必不知道缺乏工业的城镇化只可能是农民上楼，但是，在土地财政、在GDP的刺激下，这样的规划出台了。假做真时真亦假，在房地产热潮之下，这样的人口画大饼规划又反过来刺激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由此，去库存，成为中国三四线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而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意味着将有1亿人口要在城镇落户。与此同时，当下中国实行的是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放开、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落户。这就为中小城镇扩大人口规划提供了大的政策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中小城镇由于迫切希望加速发展，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

　　不过遗憾的是，规律就是规律，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这样的流动是合乎规律的。

　　人口分布围绕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

　　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的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这种规律从城市扩展到地区也是一样，即基于自然禀赋、市场等因素，人口的分布不是均匀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的”。这必然使中国人更容易强调人口的均匀分布。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实际上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但是，人口的分布从来都不是均匀的。

　　中国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上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创制，即在中国地图上，由东北至西南，从黑龙江瑗珲（今黑河）到云南腾冲作一直线，就是我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2.9%的东南部地区，约6%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57.1%的西北部地区。

　　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人口3亿，纽约占到美国人口2.7%；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的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而中国有13亿人口，北京的2100多万，相当于中国1.62%的人口。

　　从这个意义上，34亿人的规划，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人口规律不符，由此导致的巨大浪费应该引起深思。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