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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能住34亿人新城,怎么想的?

2016年07月15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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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一反三

  城镇化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农民上楼。34亿人的新城规划,是试图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人口规律作对抗。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荒谬的数字,反映出城镇化规划的扭曲。中央就城镇化问题在不同场合的表态,都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要以市场为主导,但是遗憾的是,中国以前的城镇化行政干预色彩浓,导致目前这样的结果。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进入工业社会,由农民变成工人,然后生活水平也随之进入工业社会,完成城市化。所以,城镇化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农民上楼。

  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城发展过多偏重于住宅。根据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云南某城市一个新区,招拍挂土地中,住宅高达74.63%,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只占15.53%,工业项目只有5.24%。这就意味着规划中的工业根本不足以支撑住宅所容纳的人口,这样的城镇化极有可能是空中阁楼,镜花水月。

  这样的规划,背后自有其动机。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多,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有更多的土地可卖,潜在的土地出让收益更多。土地财政的刺激下,各地纷纷增加人口规划,也就不难理解。

  规划者未必对大局没有认识,未必不知道缺乏工业的城镇化只可能是农民上楼,但是,在土地财政、在GDP的刺激下,这样的规划出台了。假做真时真亦假,在房地产热潮之下,这样的人口画大饼规划又反过来刺激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由此,去库存,成为中国三四线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而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意味着将有1亿人口要在城镇落户。与此同时,当下中国实行的是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放开、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落户。这就为中小城镇扩大人口规划提供了大的政策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中小城镇由于迫切希望加速发展,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

  不过遗憾的是,规律就是规律,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这样的流动是合乎规律的。

  人口分布围绕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

  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的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这种规律从城市扩展到地区也是一样,即基于自然禀赋、市场等因素,人口的分布不是均匀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的”。这必然使中国人更容易强调人口的均匀分布。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实际上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但是,人口的分布从来都不是均匀的。

  中国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上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创制,即在中国地图上,由东北至西南,从黑龙江瑗珲(今黑河)到云南腾冲作一直线,就是我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2.9%的东南部地区,约6%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57.1%的西北部地区。

  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人口3亿,纽约占到美国人口2.7%;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的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而中国有13亿人口,北京的2100多万,相当于中国1.62%的人口。

  从这个意义上,34亿人的规划,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人口规律不符,由此导致的巨大浪费应该引起深思。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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