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瑞·马丁松 无家可归，归于自然

　　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殊荣，也没有提升哈瑞·马丁松的国际声誉，这个瑞典人在国外还是“相对来说无人知晓”。

　　他是“文学界的流浪儿”，一生习惯漂泊，直至遁入自然。

　　草丛中的思考者

　　1904年，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偏远乡村，5岁时，做小生意破产而受到打击的父亲早亡，擅长家务却不懂生意的母亲无力维持，丢弃六个女儿和才不到6岁的小哈瑞，只身移民美国。他成为事实上的孤儿，被教区拍卖给愿意以低价抚养他的人，辗转于各个农庄，因不堪虐待，不时逃脱，直至15岁成为海员，随船跑遍南美及印度，此后的人生，一直漂泊不定，浪迹天涯。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所有的文学灵感，都在流浪生涯中生发。

　　母亲的遗弃，给马丁松造成了终身无法抹去的阴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寄养经历，又与他一生亲近自然的秉性颇有联系。由于孤独，幼年的马丁松时常独自在森林中漫游遐想。他喜欢与森林和溪流为伴，熟悉虫草花鸟的世界。观察自然，他的自卑自闭也因此得到缓解。首版于1935年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荨麻开花》，及其续篇《出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作家最柔软的内心角落的最佳窗口。

　　马丁松从小就学会在自然中思考人生，观察自然是他苦难童年的慰藉，他的视角独特——“从草上看出去”，他也曾自称“草丛中的思考者”，其对自然的观察，来自博物学家林奈的传统，强调精细。不同的是，林奈的视线中，人始终处于中心，而马丁松则把动植物当成了主角，与它们相逢。

　　长大的少年总要离开，马丁松投奔大海当水手，浪涛汹涌的瑰丽海上，给了他迥异的人生体验。1927年因患肺病，马丁松终止水手生涯，回到瑞典零散揽活，当过搬运工和厨房伙夫。而他的文学天赋，在此时已经显露——经常在瑞典的工会杂志如《水手》以及社会主义团体刊物如《火焰》上发表抒情诗歌。

　　1926年，马丁松以海员生涯为题材，发表第一本诗集《鬼船》，获得成功。1929年，他和另外四个青年作家合写了一部瑞典文学编年史《五个年轻人》，赢得很大声誉。此后，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相当数量的游记、随笔、小说、回忆录等。他的主要诗作有《现代抒情诗选》（1931）、《游牧民族》（1931）、《自然》（1934）、《海风之路》（1945）、《蝉》（1958）、《德由勒之草》（1958）、《车》（1960）、《光与暗之诗》（1971）、《草之山》（1973）等诗集。

　　虽然生活在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马丁松在精神上却一直是乡村和自然的代表，总是站在城市的对立面，疏离人际关系，对家庭感到失望，对社会持有怀疑。他愈发觉出自然的珍贵——一个从小就学会在大自然怀抱中躲避现实苦难的人，对现代文明和流行价值会充满警惕。

　　诗意的卡桑德拉警告者

　　太空的残酷远不及人类残酷

　　不，人类的冷酷更无可匹敌

　　地球上随处可见死牢的荒凉

　　石头筑起高墙围困囚徒的灵魂

　　冷凉的石头在沉默中听到回答：

　　这里是人类主宰。这里是阿尼阿拉号。

　　《阿尼阿拉号》第100首诗

　　二战的爆发、原子弹的制造、人类对自然疯狂的索求和破坏，城市化导致的人心异化……现代化的种种问题都让马丁松忧心忡忡。1953年晚夏，他通过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仙女座星系，激动难抑。他用了十四天时间，写好二十九首诗，收入了1953年出版的诗集《蝉》，这些诗成了三年后出版的长篇科幻史诗《阿尼阿拉号》的基础。

　　《阿尼阿拉号》的主题是“对时空中的人类的一次检讨”。这首长诗由103首诗歌构成，描写人类因地球受到放射物质毒害而无法居住，被迫乘坐宇宙飞船迁移其他星球，但“阿尼阿拉号”飞船事故频发失去控制，乘客们束手无策，只能听任飞船在渺无尽头的茫茫太空中坠落，面临最终毁灭的命运。

　　在古希腊神话中，卡桑德拉是一个能预见未来灾难的人物。马丁松以《阿尼阿拉号》这部世界环保文学的前驱之作，被称为“诗意的卡桑德拉警告者”。瑞典文学批评家拉森指出，“马丁松的写作像镜子一样，映照出20世纪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和专制，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

　　二战后，马丁松发表了很多哲学散文，他很早就提出环保问题，发展出“自然哲学”理念，这在其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从草丛中眺望》、剧本《魏国三刀》和哲学散文集《陀螺》中表现明显。

　　当同时代的作家还在对现代文明高度赞赏的时候，马丁松已经成为了那个对现代文明所行路线发出警告的人。他崇尚保持自然的态度，忧虑科学和理性一旦失去了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会导致怎样的灾难。他在《陀螺》中所质疑的问题，牵涉了人类的终极追问：我们到底要什么？现代科技和工业社会是否能和人更深层的内心需求保持和谐？

　　寻找宁静的蜗牛

　　虽然，马丁松对人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破坏自然的行为是无比的失望，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还保持着对自然的信心，而这信心获得了来自东方文化的呼应。马丁松的“自然哲学”观念，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哲学散文集《陀螺》中，他称赞中国的道家学说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和重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良性可能”：人可以“通过自然，通过自身的自然化，达到人类普遍之爱，即宁静、平和、自由、开放。”

　　从马丁松少年时期，欧洲大陆就处于战争的阴霾中，他一直向往东方的宁静，在其做船员时曾航行去过日本，却未到过中国。他和中国文化的接触始于何时何地，依然是未解之谜。在其《良心可能》这篇文章里，马丁松提到了《道德经》，提到了老子和庄子，这些中国经典早有瑞典语译本，所以马丁松仍有很多机会了解道家思想，也不足为奇。

　　而今，在瑞典的马丁松博物馆里，陈列着他的手稿、书籍、帆船模型、日本和服、越南草帽、中国书法条幅——这奇怪的组合，也可见冥冥之中，他定然和东方有某种联系，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给了他某种启迪，不如说是马丁松的天性中，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宇宙的终极想象，在阅读道家经典时，受到了某种回应。

　　1949年，马丁松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74年，“由于他的作品能透过一滴露水反映整个世界”，与雍松一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招致瑞典文学界、舆论界的批评，因为二人本身都是颁奖机构瑞典学院的院士，有人恶意攻击他们“自我分赃”。获奖后的马丁松身体愈发衰弱，怕见外人，四年后死于自杀。诺奖因他有了院士不能得奖的规定。

　　即使不得诺贝尔文学奖，马丁松也对攻击不会陌生。早在1931年，就有瑞典社会主义者、政治激进分子图勒·内曼指责马丁松沉溺于对自然和微观世界的考察，不解当下社会和时代的大问题及人的需要。即便是生态保护亟须重视的当下，当马丁松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愈发受到重视，他也未必能找到栖身之地。

　　他就像自己最后一本诗集《草丛》中的“那只蜗牛”——“更高的世界来了，于是收缩，躺着且黑且小遁入草丛”。这世上的人到底爱喧哗，在草丛上看自然的人到底寥寥。马丁松注定无家可归。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