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遇 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生活

　　2005年，深圳沙嘴，晚上十点多。丁瑜和一位深圳记者走过一条娱乐场所鳞次栉比的街。“你真勇敢，敢来这种地方”，记者朋友对丁瑜说。沙嘴不是个太平地，一度被黑社会盘踞，追债、打杀是常事，也是深圳半地下的“红灯区”。

　　“可我当时一点儿也没害怕的感觉”，丁瑜回忆她最初进入“田野”时的场景。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许是有人领，夹杂着些许懵懵懂懂，还是学生的她开始了对珠三角城市地区“小姐”群体的田野调查。集中于2005-2008年间、身入其中的深度观察与访谈，成就了出版于今年且颇具争议的《她身之欲》。

　　“有时候我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做过这些事情”，从丁瑜初入沙嘴至今，已经十年有余。“有点像做梦”，但田野又是真实而复杂的，也承载着23位正式受访“小姐”的现实人生。这场梦，展演出了她身之上交错而真实的人生。

　　田野之前 “完蛋了！”和哭鼻子

　　在勇敢的丁瑜走进沙嘴之前，有另一番场景：“完蛋了！”和哭鼻子。

　　“如果不在一周之内找到两位小姐”，她在香港大学的博导下发“最后通牒”，“你就换个题目吧。”一时间，长时间积累的焦虑与无措终于挤压不住了，她当场飙泪。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因为怕”。可这个题目偏偏又是丁瑜自己选的。这般自虐，又为何？

　　解结，还要从“田野”说起。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强调的是深入实地、通过观察或访谈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但做田野——尤其是做关于“小姐”群体的实地调查，对于在社会学背景之下一直做文献研究的丁瑜而言，并不是一上来就能信手拈来的事。

　　选择小姐作为研究对象完全出于偶然，丁瑜说，这是个“拍脑袋的决定”。最初领她入门的是一则碰巧读到的韵事：一个外国妓女遇到一位因价格太高匆忙溜走，却把眼镜落在妓院里的男客。男客后来写了一封语气低三下四的信索要眼镜，但她底气十足地回应：你已经耽误了我一段时间，要付钱来拿。

　　原来她们也可以这样！当时在英国念硕士的丁瑜读到了于1998年出版的《卖淫、权力与自由》（Prostitution, Power and Freedom）。虽然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娼妓虽有一定的权势，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依然是弱者，丁瑜也从中读到了娼妓的魄力。而在此之前，“小姐”这个群体一直离她——至少在认知层面——非常遥远。

　　“后来我才想到20年前，在我家附近的小巷子里有些发廊。有时候我们还会去店里洗头。记忆中，在‘扫黄’期间，那些按摩床全被搬出来了”。在丁瑜模糊而残存的记忆中，说到小姐，浮现出来的是新闻里面被现场抓了个正着、披头散发看不清面目的女人，还有那些被移出来的按摩床。

　　丁瑜作了一个拍脑袋的决定。但到了必须要进行田野的阶段，她对真实的调查对象又几乎一无所知，她的第一反应是，“完蛋了”。

　　可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幸运的是，借由深圳的记者朋友，她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几位“守门人”式的人物。戴着眼镜，背着书包，丁瑜就这样迈进了田野。

　　田野开始 她们也是人

　　那年，丁瑜二十五六岁，一身书卷气。吞下持续许久的忐忑，田野开始了。

　　第一步，她耐心向每一位有可能成为访谈对象的小姐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她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沟通：她在“读书”，要写“作业”。小姐们逐渐接纳了这个乖乖的“学生”。在香港念书、又要用英文写作的丁瑜也给了她们一种合宜的“距离感”，不必担心被泄露什么。倾诉欲，水到渠成。

　　一段磨合后，一度让她怕、觉得“完全不同”的小姐们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活”了。丁瑜也接受了她们的建议，跟她们去夜总会时，把眼镜换成隐形眼镜。

　　“她们总会和我聊自己现在或曾经的男朋友。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聊情情爱爱太正常了——如果去掉‘小姐’的标签，她们就是和我有很多共同点的同龄人。”丁瑜说，真正进入田野后才发现，反倒是自己要放开，而她们其实是很容易做朋友的人。

　　如果说放开在于人际交往，“放下”则是一种意识：“她们做‘小姐’、没文化、从农村来；而你的学识高，地位高，使命高。可是如果这样想，在心底里，你实际画了一条线。”

　　4年间，丁瑜努力抹去这条线，她保持恰当的距离又身入其中，以和夜蒲（在广东地区指喜欢夜生活的人）完全不搭的气质走进了小姐们接纳她进入的空间。这包括小姐们的工作场所，从夜总会、发廊、按摩店到站街小姐们身在的街上，再到她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家里、游泳馆和餐馆。有段时间，她在一位小姐的家中小间客房里借住，见证了她在丈夫之外和另一位男友之间“动菜刀”的争执，听过她在丈夫和情人之间如何匀时间的碎碎念，闻过她家中两只常年不洗澡的宠物狗身上鲜明的味道。

　　小姐们接受了丁瑜这样在不同场合中可转换的旁观者、参与者，也不遮遮掩掩自己多角的两性关系，包括婚外情和婚外性，甚至会把丁瑜带入夜总会的“嗑药场”，并保护她不被强行牵扯进来。那段时间，丁瑜的博客日记很受朋友关注，因为“太过生猛”。这当然也使作为研究者的她陷入到一种两难的伦理困境。在法律、道德框架下不容的事，放在这种半地下的情境中，却是其中一种“正常的生态”；再比如，当一位小姐在访谈中回忆起被轮奸的痛苦经历时，很难不自问再揭伤疤是否太过残忍？而当小姐们谈及性、两性关系时，也会看着学生气的丁瑜哽住，“你都没有结婚，跟你说这些会‘带坏’你吧？”

　　小心翼翼，活色生香，都是生活的面向之一。她更希望呈现的是她们完整而丰富的生命经验。于是，她的访谈提纲会让很多人觉得奇怪，比如问“小姐”们对理想伴侣的设想。在丁瑜之后写到的故事里，小姐们为恋爱纠结，为父母牵挂。她们也是人。

　　“人家也要买菜、做饭、有老公、养小孩。可我们偏偏就忽略掉了。好像她们只是在干一件事，却没有其他的事。”丁瑜说，小姐们也有生活。只是在国内50年代之后，层层叠叠的话语构建中，我们形成了条件反射，忘记了她们也是人。

　　田野之后

　　我喜欢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

　　像梦的田野，集中于2005-2008年间，又断续持续至2011年。田野有终结，生活在继续。

　　“这么多年，我也有想不清楚的地方。到底我这个角色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的研究又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0多年后，丁瑜继续着性别研究。当时田野期间的大多数小姐已杳无音信，像“开在记忆中大草原上无名的野花”。

　　但她的确在向学界和大众提供“谦虚的知识”。“性工作者”是当下学界和行动派常用的一个有赋权意味的概念，但丁瑜却发现，小姐们更认同“小姐”这种叫法：它更显年轻、时髦，也不全在强调性，更符合她们对于这份工作的自我认知。“我们需要听她们的声音，看她们的需求。等到整个社会更公开地去看待她们，更透明地就此沟通并有多元的理解，再去谈是否合法化更合理。”丁瑜说。

　　投了一块石头，自然起波浪。丁瑜得以呈现出的研究也遭遇过不解。她在中大做公开讲座，有时自己还未就某个问题作出回应，台下各位就吵开了。“但这好过一潭死水”，丁瑜说，像前辈学者潘绥铭、黄盈盈那样，在一片争议声中让更多不同的声音发出。

　　在这场田野之中，另一块石头在丁瑜的日子里起了涟漪。

　　十年前，一位曾被包养而怀孕的小姐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丁瑜略带不解又下意识地问出，“为什么要为那个男人生宝宝”。对方马上回应道，“为什么女人要给男人生宝宝？不能给自己生？”诸如此类，有很多“小时刻”，她们的话令丁瑜如雷贯耳。

　　如今，丁瑜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些不经意的触动，潜移默化地给了她对两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多元的理解。

　　小姐们还有不少“破罐儿破摔”的故事。身负污名的人，反倒有了一种勇敢，做自己的主人。她们用日常生活中种种微小的抵抗策略，争取着有限的自主性、成就感。虽不一定能成功，却会带来情感上的安慰。

　　“这也是一种力量。而且近十年来，这些感受非常真切。作为一个女性，我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她们是一样的。”那些隐藏入市井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力量，放下身段，才能深入其中。

　　“我越来越喜欢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丁瑜说。那段如今看来缥缈又难得的田野，当时种种触动与震动，都化入了她之后十年间的人生中。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