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几无军人干政的民众基础”

　　在政变失败后的几天之内，土耳其正经历着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肃清”行动。

　　我们对这场突发且未遂的政变及其可能引发的土耳其政局变化有着太多疑问。不仅如此，我们更想了解这场政变背后是否有其历史脉络与渊源。

　　为此，新京报特别连线了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听这位长期从事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伊斯兰研究的国别研究者为我们讲述由这次未遂政变引发的对土耳其传统与变革的思考。

　　一场遭遇民众广泛反对的未遂政变

　　新京报：对土耳其这场突发的政变意外吗？

　　昝涛：不是很意外；因为，一来是历史因素，土耳其是一个军人政变常发的国家；二来是现实因素，这些年土耳其在埃尔多安创立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一党独大的统治下，尽管经历了一段很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已经陷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政治上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色彩明显，反对派争权无望，社会上教俗问题、民族主义引起的两极化严重，世俗主义者对埃尔多安的伊斯兰主义更是不放心；三四百万的叙利亚、伊拉克难民的存在、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裂主义、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可以说土耳其是内忧外患。

　　新京报：这次政变有什么方面是尤其需要关注的？

　　昝涛：至少有四个方面需要关注：

　　一是这次政变属于未遂政变，旋起旋落，很快就被平息了。

　　二是这次政变充满了阴谋论，至今对谁发动的政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政府说是居伦追随者干的，还有传是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自导自演”。然后居伦出来否认，并提议搞国际独立调查；很快又传出来跟军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极左分子有关系。

　　三是这次政变主要是在民众的广泛参与下被挫败的。

　　四是政变被挫败后，出现“肃反”扩大化的趋势，大量的军人、法官等被抓捕，还传出要恢复死刑。

　　所以，这次政变跟以往的政变有很多不同之处。

　　新京报：您也提到“肃反”扩大化的趋势，如此规模的“大清洗”会对土之后的国内政治局势有怎样的影响？

　　昝涛：政变流产之后有几千人被控制。19日，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求总共1577个系主任辞职。军队中的高层将领有三分之一在跟政变没任何瓜葛的情况下被捕。

　　这样的报复性“大清洗”将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埃尔多安的集权，大清洗在更大程度上恫吓了埃尔多安的反对者，使其不敢发声，且还得尽可能地配合埃尔多安的政治野心。

　　二是埋下仇恨，不管是对军人的侮辱性报复，还是对各种政敌清洗，都在加剧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撕裂。

　　“土耳其人已经走出了军人政变”

　　新京报：土耳其对军人政变并不陌生，能具体谈谈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军人干政传统吗？

　　昝涛：这次政变之前，土耳其实质上发生的军人政变有四次，1960、1971、1980、1997。这些政变的发生，原因各不相同，要么出现了政党独裁（1950-1960的民主党）、压制反对派的局面，要么出现了政治极端主义引发社会动荡、而各政党又为了私利互相扯皮，要么出现了政治伊斯兰挑战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的情况。

　　以往的政变大多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现在，对过去军人政变的评价，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左派，都有很大意见。

　　新京报：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土耳其军方的历史地位？

　　昝涛：是的。土耳其军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土耳其军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国内很多评论笼统地将军队视为捍卫世俗主义的坚固堡垒，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从这次失败的军人政变可以看出，土耳其军队并没有都参与政变，只有一小部分。

　　新京报：土耳其的“尚武”传统有没有什么渊源？

　　昝涛：历史地看，这主要还是跟突厥游牧的内陆欧亚传统有关系。奥斯曼帝国，包括之前的其他一些突厥人建立的古代王朝，都是游牧民族靠军事征服产生的国家。

　　到了19世纪的改革时代，禁卫军最终被废，出现了具有现代元素的新军。从此，具备现代意识的国家精英多出自军界，例如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那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最终在一战后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依靠掌握的国家权力推行了世俗化、现代化的改革。

　　后来，土耳其军队数次干预政治，它的声望并未受到损害。但时代在变，土耳其的军队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

　　新京报：这次政变的发动与策划据说是与军内居伦集团有关，而居伦势力和美国有很大关系，居伦本人也身在美国。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

　　昝涛：这是土耳其官方的说法，存在不少争议。居伦出来否认了，提议搞国际独立调查。目前很难下结论。

　　土耳其和美国是长期的盟友，这次土美关系看起来受到了一点影响，但美国已高调支持土耳其民选政府，给埃尔多安集团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长期看，土美关系不会被这次事件所影响，在反恐、地区安全等方面非常需要彼此。至于引渡居伦，我觉得土耳其是做做姿态，引渡回去麻烦更大。

　　新京报：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政变？

　　昝涛：这次军人政变被挫败，除自身准备不充分，没有得到军中大部分人支持外，那就是在土耳其民众中，已经几乎不存在军人干政的基础。土耳其人已经走出了军人政变。

　　挫败了政变，并不等于现在的军方就完全忠于埃尔多安。整体上看，土耳其军队还是一支忠于国家的力量，不是忠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党派。

　　埃尔多安将重新定义世俗主义

　　新京报：土耳其民众目前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昝涛：民众当然是渴望富足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政变，民众也表达了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反对军人干政。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现象，这是任何群众运动中都会出现的问题。

　　有民众甚至提出了在土耳其恢复死刑。国际上有人担心埃尔多安的报复会变本加厉。埃尔多安的“肃反”有扩大化的趋势，对政敌有报复嫌疑。但埃尔多安在挫败政变后，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风口浪尖上，有了对土耳其的政治秩序做重新安排的机遇和可能性，这既包括伊斯兰化怎么走的问题，也包括针对既得利益集团如何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

　　我的判断是，他不会搞教权国家，正发党也是个现代政党。

　　新京报：教俗冲突在背后有影响吗？

　　昝涛：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教俗之争。权力斗争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教俗冲突是被利用的对象。

　　新京报：土耳其如何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如何坚持下来，以及今后的走向？

　　昝涛：土耳其走向世俗化是近代以来的大趋势，自奥斯曼帝国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之间有延续性，那就是强调政治对宗教的掌控，苏丹、青年土耳其党、凯末尔党人在这方面具有一致性。

　　土耳其的世俗化能够坚持下来，是靠着世俗精英掌握了国家权力。今后的发展方向其实是埃尔多安这批人所代表的，那就是重新定义世俗主义，就是从国家排斥和管制宗教，到更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国家多个宗教的平等对待。

　　新京报：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如何看待？

　　昝涛：这是土耳其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历史延续。土耳其是一个绝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不可能完全排斥掉宗教色彩，过去凯末尔党人是这么干的，但那是特殊年代，不可持久。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规律，但这不等于说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必然走向教权主义。

　　新京报：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大背景及“伊斯兰国”会有影响吗？

　　昝涛：是的，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其实就是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这个跟现代化的发展、跟全球化有关系，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更为突出。“伊斯兰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极端的表现，代表的是对现行秩序的极端不满者。

　　本版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