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普 拆得掉的城楼，忘不了的城

　　“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孔庆普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期，而他正是这一厄运期的见证者、执行者。

　　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当时的基建工程队还误拆了原计划在地铁2号线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门箭楼。此后，零星拆除工程不断。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基本被扫平，城楼、箭楼所剩无几。

　　可孔庆普的儿子说，89岁的老人脑子里有一座城，里面的人也是活的。“你问他上午吃了什么，他记不住。可几十年前的事，什么都记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没有漏的”。

　　和孔庆普共度双面人生的技术助手们大都已离世；知其不忍、哀其无奈的挚友们也陆续随城而去。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亲历其面目全非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对那座城和当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担当者，更少。写下拆除数据需要莫大的勇气，还要压抑住内心的悲鸣，更需要责任感和良知。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始终是北京城的呵护者。

　　修城人

　　“内外完整浑然新”

　　孔庆普与这座城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让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时光。

　　1951年，周恩来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张纸。这笔款并不多，经测算刚够修缮七座城楼，却足以鼓舞孔庆普及修缮工程队的志气。时隔多年，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

　　“那时候没电话，助手也少，6个点又要兼顾。我就骑着自行车几个施工点来回窜。没什么固定路线，有时会忘记时间，但也不觉得累。”孔庆普说。

　　孔庆普的标配除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本笔记本。1950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建设局，因经常听政治报告，习惯了随身带一本工作日记。修缮工程期间，这本工作日记就放在车筐里，跟着他颠颠晃晃地跑，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在工作日记的头一栏写几月几日天气晴。孔庆普的本子里，记着从9月到12月竣工期间每一天的阴、晴。

　　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拆城人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与此同时，从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担北京城运输任务的骆驼，50年代在城门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这些变迁具体落实到孔庆普身上时，他接到“城楼修缮工程”变成拆迁命令的通知。

　　“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再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对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所有人又无可奈何，“拆”这个大字还是层层传达了下来。这次，孔庆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年，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是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中人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至少说明我的技术过硬”，而今，89岁的孔庆普回忆那段时光，于苦难之中有达观。从单士元接过资料后，他先后撰写《北京志·桥梁志》《北京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专著。

　　本来也有机会在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文革”后，圆明园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圆明园建设工程处”，要寻一位高级工程人员。文物局推荐孔庆普，说“孔工办事特别认真。找他做事，保准工程做得好”。对方一听“认真”，便找了别人。1992年，丰台区世界公园也请孔庆普当顾问，“只要签字，上不上班无所谓”。孔庆普没去，“不让我认真，我不干”。

　　他的认真不太受欢迎。北京各个区都希望“旧地重修”古建筑，孔庆普也被邀请看过“6项古都标志物”等计划。“假的”，他态度坚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认可的城楼，更不必说那些附会出来的“旧地”。早几年，他还会应邀写《真正的天桥》《真正的燕翅楼》等文章，但随着各区文保工作与政绩挂钩，报刊、杂志也不好再发。

　　孔庆普倒也乐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弯，上午敲电脑写书，下午练练书法。他脑子里还有城和事，要继续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间里。

　　窗外的楼像积木由近及远地攀高。床底下的箱子里全是书，床头的箱子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在1967年喊出的口号。老人留着，因为这是二儿子下放东北时带的箱子。如今儿子和箱子早已回来，自己也走过了那些颠倒时代。

　　但也有些东西没回来。他曾有五六百张城楼、牌楼、古桥照片，以及在城墙、城楼上的合照，“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在孔庆普的家中，看不到他和城楼的合照。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