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普的记忆拼图

　　由于历史原因，孔庆普珍视的很多图像和资料已经拿不出来了。拿不出的意思是无法分享，但可以独存。

　　这就是个体记忆的韧性。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虽会被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裹挟、折损，但记忆却不会被夺走。

　　诚然，个体的记忆难免有偏颇之处。游走在89岁老人的记忆拼图中，我们并非一味沉浸在对过往的想象里，而是实在难舍那些有余味的边边角角。

　　所以，打开这本回忆录，我们进入一座记忆中活着的城。合上它时，愿那一代人简单而真挚的品性存留在更多当代人的记忆中。

　　“1951年春季，我和朱长仁、还有年轻工人姜丙信进行道路和桥梁调查，先从内城调查，三天后，领导看我们徒步调查太辛苦，于是购买了4辆天津生产的中字牌带摩电灯的自行车，分给我们三人每人一辆......是年3月底，杨公所从车碾厂调来一辆三轮摩托和一辆达兹桑小型货车。以后我们用三轮摩托调查桥梁，这样就快多了。”

　　图为当年照片，右一为孔庆普。背后为调查所用的三轮摩托车。桥梁调查完成后，心情大好的孔庆普随手写了14首纪实诗。有文书曾说他的诗没有文学性，孔庆普回应，我写的纪实诗对应每一座桥，而有些文人诗放在哪座桥上都没什么差别。

　　在拆城的那段厄运期，孔庆普完成了大量抢救性的测绘工作。由于城楼拆城工程受到市民广泛关注，当时每拆一座城楼，社会上就流言四起。1954年地安门拆除工程开始，从围观民众中渐渐传出“地安门拆出了大元宝，元宝的个头儿有馒头那么大”。实际上，民众模糊看到的是柱基石下面的银元宝。

　　无可挽留的时代，流言成为民众参与拆城工程的一种方式。

　　图为1952年的地安门，和孔庆普在拆除期间绘制的地安门值班房基础草图。

　　“向北移位了”、“城台和城楼的规模改小”、“城楼的台座取消了”“城楼的构件规格改小了”。孔庆普有双火眼金睛，他会用精准的数据证明某处所谓的古建筑是“假古董”，也为其劳民伤财叹息。如何练就这番功夫？在从事市政养护的48年中，他绘制了无数张这样的画稿，数据密而不乱。

　　在孔庆普与北京城戏剧化的人生中，两位亦师亦友的前辈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同为中国桥梁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是孔庆普一系列桥梁专著的促成人。1987年，年迈的茅老对孔庆普说，“你拆除了许多古桥，又考察了那么多古桥，要写古桥的结构技术，非你莫属！”

　　而谈及孔庆普太心疼而不忍谈的旧城拆除工程，单士元则陪他走过了人生最为艰难的那一程。孔庆普回忆，有次他去故宫找单老，80多岁的单老手中并未拿拐杖。“拿着拐杖进故宫对文物不尊重”，单老的这句话他一直牢记不忘。

　　撰文/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