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特哈兹 抵达智慧的时候，是生命的终结

　　艾斯特哈兹·彼得 

　　（Esterházy·Péter，1950年4月14日－2016年7月14日）当代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匈牙利的乔伊斯”。

　　他出生在欧洲一个最古老、最显赫的贵族家庭，这个家族曾名臣辈出，其兴衰荣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他创作了一系列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如《谁为女士的安全负责》、《心脏助动词》、《一只兔子的伟大一生》、《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等，最为著名的是《和谐的天堂》和《修订版》。去世前出版遗作《胰腺癌日记》。

　　死神登门，从不会按门铃。匈牙利当地时间2016年7月14日，当代匈牙利文学的领军人物艾斯特哈兹·彼得在布达佩斯去世，享年66岁。这个噩耗突然得不像是真的。不仅因为他过于年轻，嗅不到死亡的气息，更因为“艾斯特哈兹”在欧洲是个不朽的贵族姓氏，意为“黄昏的星辰”。他与生俱来就背负着帝国的记忆，他就这样死去，就像他还活着。

　　我很不愿意写这样的文字，关于死亡。但我又不得不写，这并不是源于外来的逼迫，而是内心的驱动。悲痛中，带了自豪；既是不幸，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了幸运，庆幸自己在这个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能够通过两种相距遥远的语言将我鄙俗的名字与他的，与艾斯特哈兹，这个跟欧洲八百年风云历史纠缠不清的大贵族的姓氏联系到一起，至少在这位大作家的中译本里，好似形与影，脸与声，既像师徒，也像伙伴。

　　我曾以为承诺可以拖延死亡

　　那天，我要去参加一个题为《中东欧十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问题》的研讨会，动身前特意往包里揣了一本我六年前翻译的《赫拉巴尔之书》，准备在发言的时候拿它举例。出门前，借着喝咖啡的时间，我浏览了一眼匈牙利语新闻，网页展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一头银发的照片，我立即怔住了，发不出声，向下滚动页面，读到匈牙利新闻社发布的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

　　“家人和播种出版社沉痛地宣告，艾斯特哈兹·彼得于2016年7月14日下午去世。”

　　我心里微微抽搐，脑子缺氧，那一刻，我毫不怀疑这个噩耗是真实的。想来，作为曾经的医学生，我知道胰腺癌是癌症中的癌症，五年存活率不到1%；我知道在上个月布达佩斯图书周的开幕式上，他是从医院请了两小时的假赶到沃罗什马丁广场发表致辞的，他自嘲地说，“终于，我可以讲一段不以‘胰腺癌’这个词开头的话了……”

　　我还是不肯相信这噩耗是真的，原因是他的姓氏过于不朽，去甜点店可以吃艾斯特哈兹蛋糕，聚会可以去艾斯特哈兹酒窖，艾斯特哈兹家族的城堡更是遍布中欧，他写的“家族小说”更使他和他贵族的姓氏，和世世代代的艾斯特哈兹合为一体；另一个不肯相信的原因是，他过于年轻，66岁的作家，在我看来才入壮年，即使他在写直面死亡的《胰腺癌日记》时，身上也不带任何死亡的气息；我不肯相信，还有一个特殊原由：新年时我曾向他保证，我能在春天翻译完《和谐的天堂》，他也答应了我，五月份前会再为中文版写一篇“作者序”。我在潜意识里天真地相信，只要承诺尚未兑现，担心的事就不可能发生。

　　只要承诺在，日子就显得简单如旧，感觉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他是“不考虑读者”的作家

　　六年前的初春，《赫拉巴尔之书》的译文终于脱稿，那本书几乎动用了我所有储备的知识，说老实话，即使我在翻译完后都不敢保证自己完全读懂了，直到他通过邮件耐心回答了我列给他的几十个问题。据他的解答，我修改完译稿，感觉像坐了一次过山车，或玩“魂斗罗”晋到了最高级。这是一部太需要智力、耐心、领悟力、幽默感的小说，对阅读者的知识储备也要求很高。我萌生出一个想法，想请作者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

　　艾斯特哈兹是一位多产作家，几乎每年推出一部新作，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对中东欧的历史更是如数家珍，文体总是标新立异，语言游戏更是花样翻新。他的书总是很难读，能在智力和知识上跟他平等对话的读者少而又少，但是即便如此，他对注释自己的作品还是惜墨如金，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读者阅读。

　　从某种角度讲，他属于“不考虑读者”的那类作家，他只管写书，至于谁读谁不读，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他把所有的脑子都动在内容、修辞和结构上，尤其对于像他这样绝不步人后尘、对重复高度敏感的作家而言，花在形式上的脑子并不小于花在内容上的，每部作品都像一部精密仪器，并有着标新立异的造型设计，对他而言，作者与读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他曾说过，“如果让我考虑读者，那我的书就不要写了！”也许，如果让他写书的时候考虑读者，那么必会陷入巨大的纠结：他该考虑匈牙利读者，还是印度读者？该考虑科学家，还是历史学者？他作品内容的知识面实在涉及得太广，世上能有几个这样博学的人？

　　对中国读者，陌生意味着希望

　　他不考虑读者，我代他考虑，仅两百多页的《赫拉巴尔之书》，我写了上百条脚注，并且我希望他能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拉近双方注定遥远的距离。

　　出乎我的意料，彼得痛快地答应了，在承诺的时间里，将文件发给了我，我一边翻译一边会心地发笑。“亲爱的中国读者：我想，我说‘我们彼此陌生’并不夸张，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当然，如果你读过《一个女人》，也许对我有一点了解）。陌生意味着充满希望。”看得出来，中国对他来讲也传说般的遥远和陌生，他确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小心翼翼地迂回靠近。在这一页半的文字里，有一半是既礼貌又聪明的亲热调侃，语气上甚至有些“讨好”之嫌。

　　事后，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跟我说了一句实话。他说，虽然他的书已被翻成许多种语言，但是把欧洲的所有语言加到一起，也抵不上翻译成中文这么令他兴奋，我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就像送他上了一次月球。他说这话时，我联想到他写的那篇序，我明白了他文中的谨慎和谦恭并不是装的，对于中国读者，他的确怀有“讨好”之意。

　　去年十月份，传出了他患胰腺癌晚期的消息，当时我已开始翻译《和谐的天堂》。自从得知他患有不治之症，我尽可能加快了翻译速度，并在我自己的长篇小说《纸鱼缸》里，将他和他父亲的一段故事作为原型写进了书中。我承认，在文学上，我把艾斯特哈兹视为自己效仿的榜样之一，因此从某种角度讲，艾斯特哈兹的死，我也把它视为自己的死亡。

　　“我们过分严肃地看待不严肃的事。”这是艾斯特哈兹在2000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与之相反的事，过分不严肃地看待了严肃。我们过分相信承诺的力量，忽视了死神追赶的速度。不过，也正由于这个承诺还没有兑现，此时此刻，我有理由不相信这是绝对的事实，即便已被死神超过。

　　人死了，承诺还在，应验了他的一句话：“我们这样死去，就像我们活着。——当我们抵达智慧的时候，是生命的终结。”

　　感谢艾斯特哈兹。你带着我们一起抵达了智慧。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一个女人》、《赫拉巴尔之书》中文版译者）

　　“关于我自己，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既没有猎杀过大象，也没有当过密探，更没有做过约翰·肯尼迪的情人。”

　　——艾斯特哈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