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先驱，不懈的探索者

　　威廉·H·麦克尼尔 （1917-2016）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因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1996年，麦克尼尔获荷兰政府颁发的“伊拉斯谟奖”。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颁授“国家人文勋章”，表彰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出色的教育探索和二十余部富有影响的史学著述，尤其是追溯人类五千年文明史的《西方的兴起》一书”。

　　今年，以《极简人类史》和《人类简史》为代表的“大历史”进入中国，掀起一股“现代创世神话”风潮。但这股来势汹汹的新势力在传统史学界并没有得到太多呼应。

　　当然有例外。《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就曾声援大历史。自1963年被视为“全球史”问世标志的《西方的兴起》出版，麦克尼尔视野开阔，笔耕不辍。他是西方学术界的“世界史先驱”，而中国学者更习惯称其为“世界史”学科的领军人物。

　　“读啊读、写啊写”，收官之作《追求真理》中的这句话正是麦克尼尔世界史探索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位探索者为何对世界史如此着迷？大概，仰望宇宙星空，环顾大自然及其孕育出的多种生命，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显得那样倏忽短暂，但每个社会、每个人群，甚至每个个体都有寻找自身位置的冲动，都要为这“倏忽短暂”寻找秩序、求得永恒。麦克尼尔借用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话说，他要一睹“混沌与复杂性之中无尽的华尔兹”。

　　然而，休止符终究要画在每个人的生命终点。7月8日，麦克尼尔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托灵顿家中去世，享年98岁。

　　狭隘超越

　　开启文明互动的世界史

　　麦克尼尔何以成为“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先驱和领袖呢？这要从“世界史”的概念说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史学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体现出某种“世界”意识，虽然此时的“世界”并非真正的世界。在中世纪，则有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普世史”。至18世纪启蒙时代又有理性、线性、“进步”的整体世界史观。在19世纪的德国，又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圭臬、以现代大学为依托、严格依据史料、追求所谓“科学”和“客观”的“专业”史学，但这种“专业”史学描绘的是一幅“欧洲一直领先、其他落后民族渐次开化”的世界图景，并非客观，也有失公允。于是一战期间便有斯宾格勒在摇曳的烛光下发出对“西方没落”的悲叹，而汤因比也同样述说着不同文明萌发、生长、衰落、死亡的故事。这是历史哲学的思路，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此时在西方世界盛行的是“西方文明史”，在其他地方，即使有所谓“世界史”也不过只是民族国家史的罗列，为专业历史学家所不屑。

　　麦克尼尔的贡献正在于他首先认识到，现实中的东西方文明并非像汤因比所说是彼此相互隔绝、“纯粹”自足地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在与其他文明彼此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其次，麦克尼尔也特别重视文明交流互动的物质过程，强调生态变化、疾病传播、战争对科技的促进等真实的历史因素；此外，麦克尼尔比大多数专业史家更多地以全球视野来分析历史进程，并采用历史学家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和语言，从而赢得了专业史学界的认可。

　　他一生津津乐道的“大作”《西方的兴起》在1963年出版，次年便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用帕特里克·曼宁的话说，麦克尼尔在美国世界史学界起到了“卢克莱修”和“摩西”的巨大作用：如同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开启了从原子到灵魂到宇宙的唯物主义哲学一样，麦克尼尔开启了文明互动的世界史；如同《圣经》中的立法者摩西一样，麦克尼尔为新兴的世界史学科指明方向、探索方法并引领规范。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学术著述中。所幸，麦克尼尔的主要著作甚至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近年来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据其儿子小麦克尼尔介绍，麦克尼尔晚年最大的快慰之一就是看到《西方的兴起》汉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

　　壮志少怀

　　“大作”必然是“真正的世界史”

　　麦克尼尔的学术成就得益于其少有壮志和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

　　还在十几岁时，他就开始思考历史的格局和规律问题了。这一点受到身为教会史学家的父亲的影响：父亲坚持认为基督教各派信条必有某种共性，而不愿沉湎于吹毛求疵、相互攻讦的教派分歧之中。由此麦克尼尔认识到世间人类必有共性，故史家胸怀自当超越文明界限以寻得人类共通的根基。

　　在就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本科期间，他就萌发了书写一部“大作”的宏愿。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阅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愈发坚定这部“大作”必然是“真正的世界史”。而1941-1946年的军旅生涯更让他有机会亲历希腊内战，亲身感受到不同文明间的真实脉动和冲突，成为他日后多部著作的灵感源泉。“对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而言，有什么比亲眼目睹革命与反革命的真实较量更可宝贵的经历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西方的兴起》这部“大作”终于完成之后，他几乎马不停蹄地撰写了《瘟疫与人》、《竞逐富强》和《人类之网》等几部“大作”，作为第一部“大作”的续篇和补正。

　　由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中美洲过程中疾病发生的重大作用，麦克尼尔找到了《瘟疫与人》的构思，原来被西班牙人称为战胜阿兹特克神灵的上帝，不过是横行肆虐的瘟疫，所以“整个这段历史都要重写”。首部叙说传染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作用的历史得以成就，《瘟疫与人》从古亚欧大陆一直写到20世纪，并准确预言了数年后爆发的艾滋病现象。有评论说《西方的兴起》一书缺少军事技术组织与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叙事，而此前的社会经济史与军事史是各自分立的，于是《竞逐富强》问世。而《人类之网》相较早其整整四十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更加重视社会互动以及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大背景，时间跨度也更长，足见麦克尼尔的永无止步的追求和家学风范。

　　格局探索

　　揭示“华尔兹”背后的普遍规律

　　凡参与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通史建构的学者都深知这项工作是何等地艰难。大约在麦克尼尔开始独立撰写《西方的兴起》的同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2年发起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第二版改为《人类文明史》）项目动辄数十名专家、数十年的功力才见成效。所以通史建构中出现缺失、不足，甚至“推测”、疏于实证的问题是可以想见的。

　　麦克尼尔对此的态度非常坦然：时刻承认可能的不足，有偏颇就改正。英国史学大家特雷弗-罗珀对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给予高度评价，他却说：“对此我感到惊讶，虽然也并不是特别愧疚，因为这本书毕竟还不错，但特雷弗-罗珀在评论中高抬我，其部分原因是想借此打击汤因比。我只是运气好”。在《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中，麦克尼尔坦陈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明有所忽视，并为“没能理解中国在公元1000-1500年间的领先地位”感到“特别懊悔”。

　　同时，他敢于“推测”。《瘟疫与人》的书稿本来是提交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但有一位医学史专家认为书中太多“推测”的内容，比如瘟疫与罗马帝国衰亡之间的关系，出版社因此拒绝出版。而后转交纽约Anchor出版社出版，结果大受各方学者的好评，疾病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从此成为世界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的历史叙事中）还有那么多的内容尚属推测！但果真如此却意义非凡！”麦克尼尔对异议持欢迎态度，因为历史书写就是在这样的争议、质疑、“推测”、论证中变得愈发“精确、丰富和准确”。

　　麦克尼尔世界史思想中还有一点常被人忽略的脉络。他生前曾盛赞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称其“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甚至将大历史的贡献与17世纪的牛顿和19世纪的达尔文相提并论。其实，这正是麦克尼尔本人的伟大志向：融合自然与人文，窥探暗藏于“混沌与复杂性之中无尽的华尔兹”背后的普遍规律。当然，“所有的史学家都在寻找历史发展的格局”，他曾这样说：“有的格局虽小，但也都是对格局的认识……差别只在规模。”

　　还记得“history”的本意是“探索”吗？那么你就很容易理解麦克尼尔为何从不间断地思考着人生、社会、文明、生态、自然甚至整个宇宙的互动格局。他不停地在探索，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探索者。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 孙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