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寻找并保全内心自由

　　人为万物灵杰，假万物而君之，而绝不为万物所驱，谓之自由。此为辉煌。可是事实上，伊拉斯谟前半生为求得生存，不得以依附于贵族权势；他未有获得健康的体魄，不得以囿于斗室，惧怕激烈与狂热；他的精神自由之国度是用笔杆子建立起来的乌托邦，而且最终湮灭于世人的疯狂与暴力之中。此为悲情。斯蒂芬·茨威格寥寥几笔，这个在茨威格人生困窘之时的“救星”，便带着那个年代的辉煌与悲情跃然纸上。

　　时过经年，我对《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感触最深的，还是伊拉斯谟的自由。他的自由在于他拥有足够的学识，以至于不必担心困惑，而能见人之所未见，明人之所未明；他的后半生拥有足够的金钱，以至于不必担心窘迫，而能著书立说，指引世人。他的一生虽未明确表示归属于某个特定的派别，但他自始至终都是属于他自己。

　　在伊拉斯谟身上，看见茨威格自己

　　在1933年11月8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成书之前，托马斯·曼曾经写信给茨威格说道：“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述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这位文学界的大师，同样也是茨威格的挚友，以“神话”来赞誉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也确如托马斯·曼所言，斯蒂芬·茨威格的很大一部分成就来源于他的传记作品，例如他还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拿破仑一世时期的警察部部长约瑟夫·富歇、航海家费尔南多·麦哲利约什以及哲学家蒙田等都写过传记。而这部关于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作品，则是茨威格在1934年与出版社发生决裂之后所出的第一本书。

　　这次决裂只是茨威格在30年代之后面临的无数麻烦与困惑的写照之一。茨威格已经明了，作为一位犹太作家，想要获得更多的德语读者群体已经是愈发艰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在他的作品最终彻底消弭于图书市场之前，利用这本有可能成为他最后的出版物的传记，有意识地对纳粹进行批评。

　　一直以来，茨威格都对在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非常感兴趣，甚至于说对他们的故事和人生充满好奇。对他而言，直观而又简洁地描述这个人的生老病死和人生起伏盛衰绝对不够。他还要尝试用解构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人物的一生，尝试去解读这个人如何会成为一个如此重要之人，究竟是哪些动因导致了这个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如此行事。此外，茨威格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经常会受到时下历史语境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上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茨威格认为伊拉斯谟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相似，在描摹伊拉斯谟的辉煌与悲情中，茨威格也在述说着世纪之交时的政治社会动荡和技术革新。同样，当他在详尽地向我们展现400年前的那场意义重大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同样暗指工业革命以来持续不断的社会结构嬗变以及其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

　　茨威格在与罗曼·罗兰的书信往来中写道：“在400年前，我的朋友伊拉斯谟就已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茨威格在1934年6月10日如是说，并且预言了即将现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些被作者茨威格反复暗示的相似平行之处，在《伊拉斯谟》一文中几乎无法忽视：茨威格似乎是跨越百年岁月，超越了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在伊拉斯谟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只靠一支笔捍卫和平

　　茨威格反复强调伊拉斯谟的目的——寻找并保全自己内心的自由。同样的，茨威格他的自传体文学《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也提到这个自他幼年时期就一直秉持的态度——寻求内心的自由。

　　重要的是，这是一本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伊拉斯谟同样一生之中四处旅行，但却一直以欧洲人自居。这些特性是茨威格在这本传记中一直特意强调的，也同样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此外，伊拉斯谟一直在路上。四处旅行在某种含义上也表示伊拉斯谟是一个没有真正家乡的人。这种“无根性”深深地镌刻在伊拉斯谟的性格特点中。而茨威格也将这一点作为他自身的性格特点。而且，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伊拉斯谟和茨威格同样都是作家。

　　在这本传记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是茨威格对于伊拉斯谟在和马丁·路德的论战和在宗教改革的暴力进程中的行为方式的描述。茨威格认为伊拉斯谟一直秉承着一种相当和缓的态度，绝不明确表明自己属于某个派别，坚决不让某个人或是某个派别限制自己的自由。

　　伊拉斯谟意图通过理性和平地解决世间一切纷扰。对于那些和茨威格同时代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们，在逃离纳粹分子被迫流亡之后，对希特勒政府大肆攻讦和批判的行为，茨威格表示怀疑。他认为这是一种明确的攻击性行为，不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也不可能真的让希特勒下台，纳粹停止屠杀，而只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他一直认为伊拉斯谟的方法十分可行——不是用“狂热”的措施进行革命，而是温和地反对纳粹分子的独裁，像伊拉斯谟一样，“在各种亢奋者之间独自一人体现清醒的理性并且只依靠一支笔”去捍卫和平和自由。

　　他曾向罗曼·罗兰这样抱怨：“要让我们这些人的声音传播出去的话，除了移居外国流亡或是通过一些象征性的手法去书写，别无他法。”茨威格一直想方设法坚决避免像很多其他流亡作家一样明确选择一个派别。在这本传记中，主人公伊拉斯谟一直是和平宁静和民族谅解的代名词——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对纳粹狂热信仰的反对。茨威格通过类比，将这种相当激烈的批判隐藏在各种类比之下。这样的文字发表于德国纳粹党猖獗的时刻，宣讲的是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谅解。

　　这种调侃式的表述虽然比较令人难堪，但是却不显刻薄，虽是一些辛辣的讽刺和挖苦，却不怀恶意。

　　穿着传记外衣进行辛辣讽刺

　　茨威格的这本传记甚至得以在他的家乡出版。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仍然接触到德国的读者群体。这简直和伊拉斯谟用他轻松娴雅、充满文学情趣的文法包装了他对于教皇和当时教会的批判，绕过了书刊检查制度，成功地将引发宗教改革的炸药运进了修道院和国王的宫殿一模一样。

　　但是这本传记绝说不上是史实叙述完备无缺。伊拉斯谟的时代毕竟太过遥远。当时的科技并不发达，记录历史的手段仅仅是刚刚起步的活字印刷术。许多关键历史时刻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证据留下。面对这种历史空白，茨威格毫不客气地补充以虚构的想象。

　　在传记出版之后引发的对于伊拉斯谟这位历史人物的诱惑力，很大一部分层面要归因于茨威格写作时对于史实性材料的编辑和处理方式。必须承认，茨威格成功将伊拉斯谟的人生塑造得精彩绝伦——不论怎么说，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至少在茨威格的传记中）应该起到偶像的作用。而这本传记要做的就是解释清楚：“是什么使我们觉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位被忘却了的伟大人物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

　　茨威格的这本传记明确解释了他为什么在面对希特勒政府的过程中一直避免发表明确尖锐的言论的原因：就像他的偶像伊拉斯谟一样，茨威格也在采用温和的手段进行批判——不是慷慨激昂的革命宣言，而是穿着历史传记外衣的辛辣讽刺。

　　在这本书中，茨威格构想了伊拉斯谟式的理念：对于茨威格，最重要的事情是温和地提出警告，间接地进行批判，然后做出榜样式的行为，但是绝不会直接明确地选择自己的派别。说到底，斯蒂芬·茨威格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党派。他是一个“欧洲人”。

　　□林晓萍

　　我几个月来像走投无路似的进行自我保护……我选择了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作为自己的救星。他中庸、明智，被夹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恰似我们今天被夹在各种对立的政治运动中一样。他处境艰难，但并不孤立……这给了我些许安慰。

　　——1933年12月9日，斯蒂芬·茨威格致赫尔曼·黑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