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窟 揭开神秘面纱，看人散曲未终

　　到东南亚旅游，是这些年兴起的一股潮流。在众多的景点中，吴哥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神秘，也很宏伟。

　　我们对吴哥窟或许很熟悉，但也很陌生。

　　吴哥寺是它在中文翻译里的一个“别名”，坐落在柬埔寨的西北方，而今以其混合了热带风光和古老宗教的高耸塔林吸引着各国游客。对于大多数观光客，身在须弥山下，若能打开那枚叫做吴哥窟的“时间胶囊”或许就能找到登山的路径，窥到那个古老的南海秘境。

　　打开“时间胶囊”

　　“如同为世界环绕的诸多传统宫殿，且最著名者如那些印式宫殿一样，在其纯粹的物化形式上，是一种神圣的象征，是秩序的副本……其布局通过另外的中介物而重现了宇宙的深层几何学。”

　　这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对巴厘岛上充满宗教意味的政治结构作过的评论。尽管他对印度教主旨的认识有限，但他作为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高度敏感，使他犀利地发现了那些位于东南亚社会最深层的文化烙印。

　　在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这个地区前，印度教是古典时代对东南亚最丰厚的文化遗产。从中国的泉州南到爪哇岛，无不留下这一古老宗教痕迹，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位于柬埔寨古高棉王国首都暹粒的吴哥窟。吴哥窟兴建于信奉毗印度教（湿奴教）的真腊国王苏耶跋摩二世时期，他改奉大乘佛教的后代阇耶跋摩七世又在其中增加了大乘佛教元素。在15世纪初期，真腊（柬埔寨古称）在暹罗的南侵下放弃了吴哥，全面接受了小乘佛教。由于上座部佛教强调个人修行，放弃了印度教或大乘佛教那样对仪式和空间格局的强烈呈现，使得吴哥尽可能地保留了当年的样貌。可以说，为中世的柬埔寨文化保留了重要的“时间胶囊”。

　　阿加与和尚

　　罗杨博士的《他邦的文明：柬埔寨吴哥的知识、王权与宗教生活》通过对吴哥窟遗址区四个村子的调查，呈现出了一个在当代佛教柬埔寨背后的真腊的轮廓。

　　作者纠正了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吴哥窟并不是被欧洲人的“发现”。在它放弃作为首都后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沦为丛林占据的无人区。它的周围始终都有居民居住，居民们把它当做庙宇使用，其中都有修行者驻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即使被当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吴哥窟仍是当地居民重要的寺庙。从宫殿到寺庙的转变似乎不可思议，可对柬埔寨人并不突兀。当年周达观眼中的宏伟都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桥……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傍，凿石为象形……”，是如何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寺庙？

　　他从吴哥窟中活动的两类宗教人士展开探索。一种是我们熟悉的和尚、僧人。另一种则是被称作“阿加”的人。“阿加，柬埔寨语中意为‘走在前面的人’”。有关阿加起源的“两种说法解释出阿加与自身过去的两种关联。一方面，他们是自上而下从宫廷流出到民间的婆罗门祭司……另一方面，阿加起源故事暗示着这群人既在佛教仪式外又在其内的双重性。”

　　和尚与阿加都在寺院中举行仪式，但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活动区域，僧人一般在“庙堂”活动，而阿加则在仅次于庙堂的“萨拉”举行仪式。这两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栖方式给外来者留下奇特的印象。

　　为了具体呈现和尚与阿加的差异，该书分别从人生礼仪（出家、婚礼、丧礼）、祭祀“鬼、神”的方式这几个方面展开对比。以对待来世的态度为例，在代表印度教传统的阿加看来“人与世界都在循环往复中上升，而佛教则认为他们都在不可逆转地衰降。”从更通俗的角度理解，僧人是以行善积德的方式，为未来生活将要遇到的不幸（如死后的轮回）预做打算，提前为来世做准备。阿加则直面当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麻烦或不顺，都会去找阿加“做法”、问道。

　　从两者身份关系来说，“当小乘佛教在柬埔寨历史上替代先传入的印度教后，阿加们在延续印度教传统的同时，以两种方式融入小乘佛教中，其一，做和尚是成为阿加的前提，在阿加师承之外径加入佛门内部的谱系；其二，充当佛教和民众的媒介，在遁世修行、追求涅槃的和尚与俗人这无法跨越的圣俗二分等级之间，阿加是黏合剂，也是维系这种等级之别的中介。”

　　从宫殿到寺庙：

　　一座没有演员的舞台

　　解释了僧人与阿加的联系，就看到了叠覆在柬埔寨文化中的两个层面。但这两方面只包含了本书副标题中的三分之一“宗教生活”，仍旧没有解答吴哥是怎样“从宫殿变成寺庙”的。

　　这时，需要再次请出人类学家格尔茨，他说“宫殿可被视为或大或小的舞台的复合体，当然也可以被看成一个大舞台。”在吴哥窟中心位置的三重台基和五座宝塔，象征位于中心的须弥山和周围由“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组成的“四洲”世界。这就是印度教和佛教共有的宇宙观，所有的河流和道路都以须弥山为中心。当有人去世，逝者的灵魂又会回到须弥山上。这种文化的核心在于，这个宇宙观并非是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的。于是，信奉印度教的古柬埔寨人，就真的在人世间建造了这样一座恢宏的舞台。

　　同时，舞台搭建完成，还需要演员上场。在印度教徒心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宇宙，是大神毗湿奴创造的。毗湿奴又以化身众多著称。在十三世纪的真腊，毗湿奴在人间的化身就是高棉国王苏耶跋摩二世。他每年在吴哥按照毗湿奴创造世界的剧本主持迎水和送水仪式，正如格尔茨对印度教王国的描述：“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国王并不仅仅扮演牧师的角色，他就是世界超凡的中心，祭司则是他的神圣特性征象、组成和效应物。”担任过印度教祭司的阿加的前辈，的确如神话演绎的那样，为毗湿奴的世界迎、送生命之灵。与其说那个由毗湿奴化身执政的王国是“政教合一”，不如说王国中的所有成员，从国王到祭司到民众，都扮演了印度教神话中的一角。

　　但真腊王国为了维护毗湿奴的舞台，不免耗尽了信徒们的生产和积蓄。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和失落，使阇耶跋摩七世从专注现实的毗湿奴教，转向了遁身来世和轮回的大乘佛教。除了给周达观留下“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的吴哥印象外，还真实地反映了真腊王国面对现实的无力。引入北部暹罗力量，为阇耶跋摩七世的后人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但因暹罗介入高棉事务，难以维持雇佣费用的真腊王国不得不接受失去吴哥的命运。伴随暹罗人一同到来的还有小乘佛教的僧侣们。正是后者带来了以出家、修行、面向来世生活的信仰。

　　至此，历史上的真腊，随着江河日下的现实让位给梦想伟大复兴的来生，曾经毗湿奴用林迦展现创世力量的宇宙中心的宫殿，转变成南传上座部佛教灯油闪烁的寺庙。吴哥窟从过去的神圣殿堂，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杂糅了多元脉络的世界文化遗产。这正是历史人类学应该展现给我们的结构维度。

　　古代柬埔寨遗留给我们的毗湿奴、湿婆、诃梨诃罗、洛什弥、雪山女，以及各种菩萨的无数塑像。这些建筑物的用途则为这些在人间的神祇搭建了舞台，“印度诸神居于山巅，并随着飘忽不定的宫殿移动，这些建筑物的构图为金字塔形，显然是力图使人想到大山。”法国东方学家乔治·赛代斯这样总结了吴哥的建筑艺术。

　　今天，曾经的演员早已不复存在，而这个舞台，以及舞台上的种种布景、陈设，留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就是那座印度教到佛教神祇轮流登场的吴哥窟。

　　□张伟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