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慕嫉妒恨 我们的“嫉妒”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眼花缭乱的晒幸福、晒旅游或晒饮食，以及照片下方标注的景点或酒店的地理位置，你可能会心生“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其背后又有哪些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呢？

　　张慧在华北三个矿村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经历了 “焦虑”和“抓狂”后，终于对这些问题获得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和结果，得以写成《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在书中，她把“社会分层”这样一个经典的研究话题，从冰冷的数字变成了生动而具体的质性材料。嫉妒不止是心理现象，在根本上还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回应。嫉妒是社会产生的，但同时也是社会本身站出来抑制的。我们的“嫉妒”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兴趣来了

　　他们只是被“晒”得很光鲜

　　读书时，张慧是一个学霸。

　　教书时，张慧是一个学者。

　　但她还一直是一个“网民”。

　　“那时候开始流行的一个词是‘晒’，晒账单、晒收入、晒恩爱……总之呢，就是无所不晒。”张慧说的“那时候”，是指博客在中国刚兴起不久的2004年。大家破天荒地获得了一个可以展现和表达自己的平台，把“晒”变成了一种网络时尚。个人的生活经验突然得到了书写和传播的机会，大家都在欣喜若狂。

　　张慧显然是一个对网络很熟悉乃至很痴迷的人。跟她在微信上交流，时不时就看到蹦出许多“呢”“呀”“嘿嘿”，还有诸如“：）”这样的表情符号，打破了我脑海中对青年学者群体的固有印象。

　　她于是觉察到，“晒”的本身恐怕不是大家的目的，就是说，还得晒出效果，使围观者给出一些预期中的情绪反应：“真好”“真牛”“我怎么没有”以及不甘愿说出来的羡慕或嫉妒（等同于微博和微信兴起后流行的“羡慕嫉妒恨”）。

　　但“晒”这个字已经不再是一个流行词，渐渐消失在了网络语言的高速更替中。不过，通过社交平台呈现个人的生活细节，从十二年前的博客到后来的微博，再到眼下的微信，却从未停止过。呈现得多了，大家也就洞察到了其中的奥妙和秘密，不再按早先的套路出牌。当事人不得不表现得更隐约，“晒”的运作机制也变得复杂起来。

　　张慧说，“晒”的本质仍然“不过是把生活中过得好的一面极大地突显了出来”，社交平台变成了大家搭建个人形象的舞台。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本经典读本中所提出的表演“舞台”，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财富的不平等在这种表演中凸显了出来，“羡慕嫉妒恨”也油然而生。

　　但这时候，围观者的“羡慕嫉妒恨”，被约等于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不平衡心理，被认为只是在为自己的不足寻求一个表面上说得过去的借口。

　　真的是这样吗？“羡慕嫉妒恨”果真只是一种心理反应或问题？

　　张慧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觉得其中的社会经济机制被掩盖了。就这样，她决定去挖开这层被“晒”出来的光鲜表面，去看生活在财富迅速积累、社会差别急剧扩大的普通人是如何感知、应对、接受、面对这一切越发直观的“财富不平等”。

　　被难住了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嫉妒”

　　但一个难题出现了：怎么定义“嫉妒”？换句话说，如何判断围观者是出于一个嫉妒或羡慕的心态？

　　张慧决定到矿区做一番观察，因为“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开矿的暴富状况比较明显，可以一夜之间产生非常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也给我的调查提供了一些可供观察的材料，比如说日常的讨论、纠纷、甚至行动”。华北（考虑到她的研究伦理省去实际地名）地区的三个邻近乡村。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铁矿开发带来的致富机遇，但在短时间内变为暴富者的村民仍为少数。

　　决心一定，就是一年。从2006年10月开始，到2007年9月结束。然而，到了实地，问题却又来了——“没有人跟我说嫉妒的事”，因为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嫉妒”。

　　田野调查第一天，张慧鼓起勇气说要研究“羡慕”，但来房东家吃饭的弟弟马上说：“我就羡慕你这样有文化的！”她还不敢说“嫉妒”就被推了回来。不过，房东的弟弟说出了大家的想法，他们确实在羡慕张慧，“羡慕我有文化，或者‘走走就来钱’”。很多人以为她在乡里上班，每天在村里转转就能拿到工资。

　　张慧再不敢把这话题往自己身上引，反而变得焦虑起来。糟糕状态持续了整整三个月。那段时间，她天天在村子里找人访谈，“跟房东一家人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去参加婚礼、观察葬礼，在小卖部、网吧进行观察，每周一次跟着新认识的朋友们在集上闲逛、买东西，偶尔也去打麻将或看人打麻将，听大家聊东家长、西家短：猪肉又涨价了，矿上又出了事故，赔了多少钱……”但是，没有任何人会说到任何跟嫉妒相关的话题。

　　很显然，嫉妒是隐藏起来的心理状态，不像喜怒哀乐那样容易被察觉。张慧只好等到跟周围的邻居再熟一些，聊到周围的人换了新摩托车、或者突然发了财，明显有向往之心的时候，紧跟着问：“你羡慕他们吗？”被问的人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羡慕！”“那有什么好羡慕的！”

　　她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嫉妒或者眼红别人，即使有这种情绪往往也是无意识的。这或许就是“嫉妒”的一个顽固特性。

　　那就把“不可见”变成“可见”吧。不去研究事件，不去纠结在这些事件到底是不是嫉妒上，而是去分析为什么、什么样的事件就被称为嫉妒，在场景（narrative-scenario）描述中窥探出当事人的心理机制。张慧惊喜地发现了方法论的新天地，但“这个其实也是长期的过程，中间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比如考虑是否用认知科学的方法”，直到在她的博士论文写作后期才逐步成型和完善。

　　有了头绪

　　社会产生但也压制“嫉妒”

　　研究结果在张慧的焦虑、发现和梳理中逐渐显现了出来。她缓了一口气。

　　对矿区的研究，使她更加坚信多年来在社会科学训练中反复被提及的一点：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结构影响和制约的。回到嫉妒上来便是，嫉妒不仅是一个心理活动，而是针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正常折射，但“嫉妒的核心问题不是有没有阶层，而是这个分层是不是给自己带来痛苦”，具体而言就是：是不是觉得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抢走了；抢走的那个人是不是应得。

　　另外一个影响嫉妒感的重要因素是距离，也就是“自己认为的自己与被嫉妒的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不会跟美国总统比工资收入，只会跟自己认为情况差不多的人比”。但现在，确实有一个趋势是，之前的界限被打破了，“我们跟谁都比，甚至外国孩子，所以这种嫉妒感也会特别强烈”。为什么会“跟谁都比”？张慧发现，这其中一是国家“共同富裕”承诺的结果，给了人人这样的期望，却没有实现，二是“攀比”的心理——只有通过和别人比较才能证明自己过得好。

　　产生了嫉妒，怎么办？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恶果，轻则不满、造谣或攻击，重则打击报复“社会不公”。因而社会文化中不得不形成抑制的机制。

　　张慧时常听到那些没有富起来的人说：这就是命。这样的评论事实上抑制了嫉妒的可能恶果。相信“命”，但这也仅是一个发不了财的“事后安慰”，因为“没有人会由于自己运气不好就不努力了，不争取了，不去发财”。即使自己还是发不了财，但我们还是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有孩子在就有希望的可能。

　　到了2008年，张慧又回到村子做了一次短暂的回访。回访没有再碰到太多不适应的难题，但在头一年的田野调查中，张慧饮食不习惯，住宿也不习惯，“住的另一家旁边是屠宰场，每天早上被猪撕心裂肺的嚎叫吵醒”。

　　但真正令她在调查中刻骨铭心的，是“我房东家的邻居在上山挖矿的时候不幸去世了，还有一个我认识的阿姨的儿子（还不到10岁）淹死了——就是挖矿产生的水坑”，矿村开矿事故增多，“但是发生在认识的人身上还是很难相信的感觉，就觉得前两个月还在访谈，怎么人说没就没了”。财富的争取面前，命运变得变化多端。

　　那些突然富起来的，成了羡慕和嫉妒的对象，各种舆论要求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但对于心理不平衡的人而言，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嫉妒，如果承认了，就等于是默认“低人一等”。张慧回到城市，怀念起“晚上出去上厕所被满天的星星吓到，都不记得星星月亮可以这么亮”，乡村和城市毕竟不一样，“嫉妒”的机制却是可以推广到整个文化中的，即使是“屌丝”这样的自嘲，目的也只是为防止“被嘲”。但在对不平等感受更加深刻的时下，“羡慕嫉妒恨”上演得淋漓尽致，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安慰机制就能解决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