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孤儿：最大的愿望是过好眼下的生活

　　7月15日，在40年老同事子女的婚礼上，韩亚文喝醉了。席间，有人问她这些年咋过来的；还有人说，从电视里看到她在做志愿者，“就想哭”。

　　韩亚文想了想，40年中，没有再比1976年7月28日晚更难的时候了。

　　那一晚，她站在唐山的雨夜里，“特别大、特别大的雨”冲刷着不远处埋着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废墟。

　　17岁的她光着脚，穿着裤衩背心，身上裹着一件大人衣服，失魂落魄。

　　“怎么活呢？”

　　这是4204个地震孤儿在40年前都曾面临的问题。

　　一则2001年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这些地震孤儿从震后的废墟上走出，在国家的羽翼下长大。98％的孤儿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100％就业，46％加入党团组织；在本行业做出突出贡献，成为领导和技术骨干的孤儿，占到唐山地震孤儿的47％。

　　这串数字背后，是四千多个孤儿的苦痛、希冀、思索和感恩。他们在40年的生活里用自己的方式求索更加完整的生命，建构属于自己的家。

　　恐惧和噩梦

　　今年44岁的王安记得自己小时候一直做着一个孤独的梦——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他自己孤零零靠着一棵大树。

　　韩亚文至今都觉得刮风下雨的时候“特别恐怖”。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韩亚文住在解放军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的半简易房里。晚上四周的塑料布被风刮得“呼嗒呼嗒”，房顶的油毡也“啪啪”作响。刚刚失去父母的她吓得睡不着觉。

　　恐惧伴随了她40年。至今听到非常强烈的声音，还是“浑身难受，特别恐怖”。

　　地震发生后，只穿着内衣内裤的她，顺着仲夏早晨的一线亮光，从废墟中爬出来。她光着脚在瓦砾上哭，被混凝土预制板死死压住的父亲一遍遍告诉她，“要听话。”

　　地震发生的3个月前，从部队转业的父亲带着母亲、韩亚文和两个弟弟回到唐山。搬进组织分配的楼房仅三天，地震就夺去了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生命。韩亚文成了唯一一个从那栋楼房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幸运的是，两个弟弟因为当时住在亲戚家幸免于难。

　　王安理解韩亚文的恐惧，“这种潜意识的创伤每一个经历过的唐山人都有。”

　　今年44岁的王安记得自己小时候一直做着一个孤独的梦——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他自己孤零零靠着一棵大树。

　　与韩亚文跟随亲属生活不同，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后，年仅4岁的王安和时年7岁的姐姐、哥哥，被送往石家庄市育红学校安置。

　　公开数据显示，那场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的7.8级地震，导致242419人死亡，4204名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失去双亲，成为孤儿。为了安置从几个月到十几岁不等的孤儿，河北省政府在石家庄和邢台迅速建起育红学校，收养近千名孤儿。

　　王安初到育红学校时，刚刚粉刷的新楼还有点“呛人”。石家庄服装厂和百货公司为每个孤儿准备了一身新衣裳，学习工具、发卡、猴皮筋也都统一发放，吃得也好，“都是细粮”。

　　4岁的他早上跟小伙伴一起比赛谁先穿上衣服，觉得挺开心。

　　但到了有月亮的晚上，地面明晃晃的，天地寂静，窗外的杨树哗啦哗啦响，他开始觉得害怕。好几个晚上，他都黏着生活教导主任曾淑华。曾淑华的办公室有张单人床，挤不下两个人，她就搬个大长椅子，铺上被子让王安跟着睡，“觉得很温暖。”王安说。

　　年长王安3岁的姐姐王英还记得震后大家的不安。石家庄有一年曾发生一次地震，“一个同学从教学楼上跳了出去。”

　　2008年5·12地震援川时，这种不安在王安身上还有体现。

　　与他同住一屋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杨绍清始终记得一个细节：王安平时表现很正常，但他睡觉的时候是浑身蜷缩在一起的，“从心理学上推测，这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没了大人，凡事靠自己”

　　在王安妻子程霞的记忆中，生孩子后的一两年，因为长期一个人带孩子过度劳累，她总是生病。

　　震后，韩亚文父亲原来的部队领导来了两次，希望她去当兵。考虑到两个弟弟不能没人管，17岁的她选择留在唐山工作。

　　1977年1月，韩亚文被分配到唐山市城管局上班，15岁的大弟弟去了承德当兵。单位尽一切可能培养她，重要节日的发言机会都会优先给她。后来，她想改学护理，单位也积极帮忙推荐。

　　韩亚文唯一有“顾虑”的事是回家。工作后，单位分配了震后复建房供她带着6岁的小弟弟生活，“就是觉得害怕，不愿意回家。”

　　1980年，大批军人来到唐山支持灾后重建。韩亚文结识了复员到医院工作的陈强。出生在唐山郊区的陈强，带着三个弟弟，也是地震孤儿。

　　节假日其他同事走亲访友，他俩没处去，只能呆在医院。失去了父母的陈强，一宿一宿不睡觉，自考医师证。韩亚文就边看弟弟，边帮他洗衣服。“没有多浪漫，就是同病相怜的感觉。”

　　1981年，俩人登记结婚。韩亚文并不担心将来的日子难过，只觉得“终于有人能帮忙做主，不用害怕了”。

　　刚结婚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收音机，亲戚送了一个铁皮暖壶，板凳都是从医务室“顺”回来的废旧物。

　　第二年，韩亚文生下儿子。丈夫要帮着照看孩子，还要接送年幼的弟弟上下学，蜂窝煤炉子经常管不好就灭了，得重新生火做饭。“整个月子都是饥饿感”。韩亚文至今记得，当时听别人说吃鸡下奶，丈夫好不容易买来一只鸡，饿了半天的她一顿饭都吃了。

　　“吃完才知道买的是公鸡，按照传统说法，下奶的是老母鸡。”

　　王安也面临过类似的“窘境”。孩子生下来去打疫苗，夫妻俩连怎么抱孩子都不会。

　　作为官方记载中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地震孤儿，王安1995年成为唐山工人医院的一名电梯工。2002年，靠着自己的8000块存款和姐姐的3万元，他买房、结婚。

　　在王安妻子程霞的记忆中，生孩子后的一两年，因为长期一个人带孩子过度劳累，她总是生病。

　　“没了大人，凡事靠自己。”陈强说，这是孤儿面临的普遍现实，“不愿求人，也没有特别高的生活要求。”

　　缺失的“家”

　　十几年后，为人母的王英把家视为“孤儿的硬伤”。她身边从育红学校出来的同学，也多早早结婚，但从原配一路走过来的不多。

　　韩亚文的两个弟弟至今都称陈强为“大哥”，不叫“姐夫”。

　　在陈强和韩亚文心中，养弟弟就像养儿子。家里没钱的时候，弟弟想买球鞋，“不仅买了鞋，还塞了几块钱给他花。”

　　但韩亚文还是遗憾当时太年轻，不懂教育，弟弟的性格中有缺失。“直到现在，他认准你好，就掏心掏肺，觉得不好就不愿理你。”韩亚文把这种极端和幼稚的性格，归为家庭教育的缺失。

　　在育红学校集体中长大的王安姐弟也深有感触。他们感念老师和爱心人士的长期关怀，“经常收到月饼、新疆的马奶葡萄、碗口大的螃蟹。”王英觉得，在那个年代，政府、社会和学校已经尽全力保障了孤儿的物质生活，但“还没有意识去注意孤儿的心理需求”。

　　王英一直记得放暑假回唐山姑姑家探亲的感受——“起个大早做饭，雾气腾腾，家的感觉”。

　　姑姑带着他们去逛凤凰山公园、去承德旅游，欢声笑语的生活使得弟弟在开学后，一度哭闹着要回唐山。结果“被老师关了小黑屋”。

　　接触社会后，缺失的“家”展现了难以弥补的影响。

　　“自尊心特别强，”想起1988年刚工作的时候，王英说，“别人跟你说不应该这么做，根本听不进去，觉得受伤害。”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琢磨明白，这种性格是自卑，“我们不像别人，做好做坏，都有个家在后面撑着”。

　　1990年，工作不久的王英结婚了。

　　“当时就是特别想有个家。”对方打动她的原因也很简单：婆婆人好，饭菜都按时做好，“觉得很温暖。”

　　十几年后，为人母的王英把家视为“孤儿的硬伤”。她身边从育红学校出来的同学，也多早早结婚，但从原配一路走过来的不多。

　　“眉眼高低看不出来”，王英说，孤儿的共性是完全没有生活经验，“都是摔摔打打自己总结，再去面对社会。”

　　唐山市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高民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过加强孤儿职业培训和培养归属感的必要性。

　　他特别提到，国家在物质上对孤儿给予很大程度的帮助和关怀，但这种封闭或半封闭式的集中育养模式也有一些问题。“孤儿长期与社会隔离，得不到家庭的教育，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自卑、焦虑甚至敌对情绪。”

　　程霞一直特别感激丈夫王安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学坏。在她眼中，王安老实、正直，“连笑容都带着单纯”。俩人2002年结婚，家里人情世故都靠程霞打理，王安则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陪女儿和工作上。

　　灾难，并没有阻挡我们成长

　　事实上，王安曾想过“学坏”。1984年，石家庄育红学校撤销，他和姐姐回到唐山市福利院继续读书。

　　“姐，我想学坏。”王安曾对王英说，男孩子不惹点事，总觉得在男同学中没有威信。结果被王英踹了一脚，便再无下文。

　　“地震之后，没了父母，性子里的棱角和硬气慢慢都磨没了。”王英说，40年来，自己和弟弟都成了性格温和的人，从不惹事，“最大的愿望是过好眼下的生活。”

　　援川

　　“当时想的是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有点注定的那种感觉，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2008年前后，韩亚文刚从唐山市协和医院护士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丈夫陈强腰椎突出，又遭遇车祸，一度导致下半身瘫痪。在接到援川的通知前，陈强刚刚可以下地走路。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唐山市派出的医疗救护队成为第一支外地医疗救护队。

　　韩亚文所在的医院也成立了一个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

　　院长问，“有困难吗？”

　　“没困难。”

　　韩亚文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想的是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有点注定的那种感觉，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她把丈夫送到亲戚家照顾。自己随队奔赴四川，“心里特别感恩，想把唐山当年抗震救灾的经验带去那里。”

　　除了医疗救护队，唐山市还派出抢险队、志愿者小分队和心理咨询专家组赶赴灾区。当时在医院做木工的王安，也成为市里组织的心理咨询队的一员。

　　“很想把这些年的感悟分享给他们。”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入川后，首先被“治愈”的是自己。

　　刚到绵竹的时候，一个向导开车接他们。28岁的小伙子边开车边讲，自己的妻子因为掩护学生被砸死在学校。

　　“当时全车9个人都哭了，”王安至今记得，那种生死的触动，“一下让你想开很多生活中的问题。”

　　一个月的时间，王安随队在重灾区为受灾者做心理援助。更多时候他选择倾听，而不是说教。在汉旺时，一个妇女借钱盖的房子塌了，老公不在身边，她带着孩子哭。王安听对方讲了担忧，随即又讲了自己的经历，妇女的情绪就得到了缓解。

　　“首先让她说出来，这是第一步的信任。”王安觉得，震后很多人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需要倾听者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但旁人往往忙于救灾，无暇顾及。“焦虑得不到及时处理，就有可能成为精神创伤。”

　　同在四川的一个多月里，韩亚文忙于接诊、防疫情、防暑，她没有跟灾民讲过自己的经历。

　　时隔32年后，她又一次住进了解放军的救灾帐篷。不同的是，帐篷外是夜夜轰鸣的走马河。

　　“听着还是挺害怕，但是没以前那么害怕声响了。”韩亚文说。

　　志愿者

　　“说到底，就是自己没有老人，才这么关注老人。”韩亚文觉得，跟老人在一起让她感到生命的完整。

　　从汶川回来后，韩亚文开始关注志愿者工作。2012年，唐山市红十字会通过网络招募志愿者，她报名应征成功。

　　“医生的嘴，护士的腿”，57岁的韩亚文依然留存着护士出身的特质，走路快，身后带着一阵风。退休后，她上午在一家体检中心工作，下午拉着体检中心的年轻人做公益。

　　韩亚文说，自己做公益有“私心”——年龄越大，越想尽孝却尽不了的时候，就越难受。2012年，她在唐山市的一个社区与一位94岁的付姓空巢老人结成了对子，定点帮扶。

　　第一次走进老人家时，老人跟她说，“这么多年没人说话，腮帮子都木了。”她和同去的志愿者定下日期，每周四都去陪老人说话。

　　“看着是我在陪他，其实是他在陪我。”韩亚文说，付大爷曾经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弥补了父母缺失的一些遗憾。“出差只要给家人买东西，必然给老人也带一份。”

　　付大爷走后，韩亚文开始频繁地去老年社区参加活动。教授老年手指操、帮老人理发、免费查体……她的朋友圈“秀”得最多的是针对老年人的志愿服务。

　　“说到底，就是自己没有老人，才这么关注老人。”韩亚文觉得，跟老人在一起让她感到生命的完整。

　　从四川回到唐山后，政府给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发放了500元慰问金，王安又捐回四川。在程霞的印象中，2000块的工资王安“挣了10年了”，知足、节俭是他一直以来的特点。

　　王安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6岁的女儿身上，陪女儿扮演各种游戏角色、拍着巴掌教女儿背乘法口诀，“他珍惜现在的生活，比一般的爸爸都有耐心。”程霞说。

　　王英羡慕弟弟能去汶川支援灾区。她每天在开滦和市区之间奔波，能做的事情有限。唐山地震20周年时，当年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班主任来唐山参加纪念晚会。她和同学们每人凑了200块钱，请老师吃了顿饭。

　　几十年来，同学们每次聚会，有一个话题从未改变：“大家还是怀念在一起的日子，总想在一块儿玩，不觉得孤单。”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陈强、程霞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河北唐山报道

　　A16-A17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