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医疗目的是改变资源供需失衡现状,而非提升用户活跃度;一些方向的投资严重过剩
NEA2006年进入中国,到现在一共投资28个项目,12个已经退出,投出3.1亿美元,已经拿回4.9亿美元,年化投资回报率在20%左右。大部分是早期投资,主要集中在TMT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
新三板挂牌刚半年,网传就医160裁员,O2O企业药给力停服,春雨医生线下诊所建设受挫,丁香园CTO冯大辉离职。移动医疗创业正在经历困境。
虽然移动医疗遭遇各种问题,NEA全球合伙人蒋晓冬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挂号预约正在改变人们的就诊习惯,远程医疗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人享受大城市的医疗服务。不过对于一些互联网医疗创业者追求活跃用户,甚至补贴用户看病的做法,他表示不理解。
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投资回报降低,人民币投资人正在退缩,美元基金或将迎来新一波收割中国市场的机会。
蒋晓冬认为,之后的中国市场投资,将更多依赖经验,国内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投资人不超过1000人。蒋晓冬建议,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基金,如果投不到最好的25%基金管理者,就不要投了,因为肯定会赔钱。
医疗供需严重失衡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医疗领域作重点投资方向?
蒋晓冬:医疗这个领域有很多痛点,我说几个数据。中国有280万的医师,只有三分之一是医学院毕业的,其中真正经过临床训练的不到100万。中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的数量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供需关系严重失衡。
中国人口占世界18%,但是发病率很高,50%的帕金森病人,39%的肺癌病人,27%的糖尿病病人在中国。供需失衡导致医疗服务矛盾尖锐,这是暴力伤医事件频发的根源。我们投资就是希望能缓解和改善这种现状。
新京报:这些问题,通过线下医疗改革改变不了吗?
蒋晓冬:改变起来非常慢,中国实际的情况是,6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中,只有一个会做医生,其他5个人要么改行,要么去卖药。我没有碰到一个医生,希望他的孩子接班的。传统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在可见的未来,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另外,医疗资源失衡导致基础医疗不发达,无论是肿瘤还是头疼脑热,都要跑到三甲医院,找主任医生看病。体制的问题,让本就供需失衡的现状变得更严重。
新京报:从目前的实践看,互联网医疗好像也并没有改变供需失衡的问题?
蒋晓冬:正在改变的过程中。移动互联网才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移动医疗行业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创业者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探索。
我认为,中国移动互联网在改变医疗现状中起到的作用,要远大于美国。中国医疗框架问题很多,但整个医疗行业在快速变化中。美国相对成熟,但利益格局很固化,要撬动利益重新分配并不容易。
移动医疗补贴看病“特别奇怪”
新京报:近一段时间,医疗创业面临不少困境,网传就医160裁员,药给力O2O停止服务,春雨医生传出倒闭传闻,丁香园CTO冯大辉离职,移动医疗是否遇到了投资瓶颈?互联网如何与医疗结合?
蒋晓冬:创业者正在做各种探索,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不代表这个行业就没有前途。互联网医疗要想做好,一定要跟现有的医疗形式深度结合。医疗是解决问题的,这是0和1的问题,不是用户体验的问题,体验再好,治不好病也没用。
现在很多医疗创业都说要提高用户活跃度,可是要活跃度干什么呢,我肚子疼,难道我要上午来一次,下午来一次,明天还要来吗?好的医疗创业,就应该没有活跃用户。
新京报:在“寻找中国创客”五月论坛上,熊晓鸽说,做医疗投资要做长期的投资,追求短期回报的基金,不适合投医疗,你认同吗?
蒋晓冬:VC本身是一个长期投资,就不是赚快钱的事情。当然在医疗领域,我们不做新药研发,不投医疗器械,专注医疗服务和互联网医疗,所以并不觉得周期比其他行业长。
新京报:有人说,医疗市场很大,但是利润很小,你认同这个判断吗?
蒋晓冬:过去7年,NEA中国投了9个医疗服务和互联网医疗项目,8000多万美元,通过三个项目的退出,已经拿回1.5倍的回报,1.2亿美元,年化收益率近50%。剩下的6个项目,保守估计也会有5倍的回报,投资回报一点也不低。
新京报:这个判断,从创业者的角度成立吗?
蒋晓冬:现在很多医疗创业者容易走进误区,天天亏钱,甚至补贴患者看病,我觉得特别奇怪,现在病人拎着一麻袋钱都找不到好医生,竟然还要补贴。我们投资的固生堂中医连锁,从A轮投资到现在还不到20个月,诊所的数量和收入增长了十倍,从不盈利到盈利。
新京报:是因为竞争者太多吗?
蒋晓冬:我认为这个行业还有太多的问题没人解决,而不是说已经处在竞争红海状态,逼得你亏钱、利润低。
同质化严重,投资过剩
新京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很多投资机构投资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腰斩式或断崖式下跌,其中红杉中国从46下降到15起,IDG从67下降到29起。NEA中国的投资状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蒋晓冬:没有变化,速度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减慢。
新京报:是因为本来投的量就少吗?
蒋晓冬:是的,我们在中国一共两个人,每年就投5家左右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要投的是供给严重不足的领域,这些领域的问题大家愿意去付费解决,这种企业一年可能会出现100个,我要做的是找到5个动心的、想投的项目。
如果哪天连这5个都找不到了,那我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但今天的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腰斩式、断崖式这些都是很戏剧化的描述。
新京报:什么方向的投资是供给严重过剩的?
蒋晓冬:有一些需求没想象中大,但千军万马都在做,同质化很严重。这种情况下,只有把别人拼死才能赢。但前两年很多人融到了不少钱,短期内又拼不死,这就很痛苦。
新京报:去年的投资很热,大量人民币基金进场,项目估值水涨船高,很多美元基金说受到挤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蒋晓冬:我同意大家的观察,但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小。我们做早期,很多早期项目是人民币基金不投的,甚至连美元基金都不想投,因为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新京报:所以中晚期基金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蒋晓冬:是的,这个压力还不是来自人民币基金,而是来自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银行和A股上市公司。保险资金的成本是6%,而PE(私募股权投资)是20%,前者成本远低于后者,成本低就可以付更高的价格。A股上市公司的PE如果是100倍,就可以付30倍、40倍,但PE付不起,所以中晚期投资受到的影响远大于早期。
投不到最好的25%,就不要投
新京报:在投资趋冷的背景下,许多人民币基金正在收缩战线,“寻找中国创客”导师李开复也说过,现在有许多投资人在用头撞墙,后悔自己砸了那么多钱,你认同吗?
蒋晓冬:我同意这个判断,现在到了考验大家定力和眼光的时候,这不是简单的考验聪明才智,而是经验,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在两三年时间内,走完成熟投资人十年走过的路。
新京报:对美元基金而言这会是一个好机会吗?
蒋晓冬:不管是美元基金,还是人民币基金,只是资金来源的区别,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资人的经验。有人说国内符合成熟投资人标准(从业10年以上、投出至少1亿美元、拿回来的钱超过投出的钱)的不超过100人,我觉得这个量级是正确的,绝没有1000人。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基金,如果投不到最好的25%基金管理者,就不要投了。
新京报:为什么?
蒋晓冬:肯定会赔钱。
新京报:那依据什么判断这前25%呢?过往的投资案例吗?
蒋晓冬:过往的投资案例可以作为参考,但还要看基金以10年为周期的整体业绩,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判断,以及市场的变化等。如果只看个别投资案例就可以的话,那就不会有人赔钱了。
新京报记者 曾庆雪 闫妍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