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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官员“下海”不只关涉个人转型

2016年08月05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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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家之言

  一行三会再次掀起下海潮。8月3日,据报道,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离职潮不断引来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

  今年以来,“一行三会”官员的离职潮势头不减,外界的讨论和思考也似乎更多。媒体与外界舆论多从个人晋升、薪酬待遇方面解读官员离职现象,然而在我看来,“一行三会”的官员下海不仅事关官员个人职业的规划与转型,更事关金融监管机构和实务机构的人才互流。

  随着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体制内的人事改革,在人事流动上,近年来体制内外的壁垒正在趋向弱化,“一行三会”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而已。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受益于中国居民的财富积累,目前金融领域正在迎来一波发展契机。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机遇催生了官员的下海潮,而今天,“一行三会”的官员下海,则很可能是看到中国金融的发展迎来了机遇期。

  在人才互流的意义上考虑官员下海更有意义。如果说广义的金融圈包括了学界、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实务机构,那么在海外的金融圈,人才在这三个领域的互流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出身经济学家,卸任美联储主席后,则加入了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公司,横跨官产学三界。从一般意义上讲,拥有多重任职经历的综合性人才更有价值,因为不同领域的独特经验,能够为相关的领域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就我国而言,“一行三会”的技术型官员们往往学理扎实,并且在监管实务、宏观判断方面受益于丰富的政府任职经历,因此必然更为贴合金融实务机构的业务发展需要。

  具体而言,一方面,下海的官员们熟稔于金融监管的各种规定,而且具有一线的监管经验,因此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业务的合规性,也降低了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成本。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的官员对中国经济、金融宏观面的认识更为到位,对政策的把控力更强,这种宏观的把握,对于金融机构开展微观业务是极好的辅助。

  不过,我们目前的人才流动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一来,目前的官员下海,有金融机构挖政府墙脚的感觉,体制内的人才流出较多,从金融机构或其他领域的流入和补充较少,这说明政府人事改革要继续深入推进,否则有人才流失之虞。二来,人才流动的层次还不够高,流动去向也不够合理。这一点表现在,司级和处级官员的流出比较常见,更高级别的官员流出则较为罕见,另外,人才流出后的去向多为国有背景的金融实务机构,包括国有背景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去私募机构的则不多。

  现代社会的活力部分来自于人才的自由流动。在金融领域,现在是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机遇期,技术型官员的加入对于金融机构是有力的人才补充,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金融实务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的人才互流对于双方才会有更好的助益。

  □杨国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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