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光环褪去 “浪漫爱”如何化归日常？

　　“浪漫”这个词，有着丰富广阔又不无含混的意义内涵。大而言之，浪漫是一种自我觉醒、反叛传统的精神乃至运动；小而言之，浪漫又可以是一种富于诗意和幻想、情感浓烈的性格或趣味。具体到“爱情”这一领域，“浪漫”同样既可以指爱情至上、崇高专一的态度，又可以指处处留情、放纵不定的做派。如今在生活中，又更多地与具体而微的情感方式联系起来，“浪漫”成了恋爱交往中诸如礼物惊喜、甜言蜜语等调情手段。

　　正因如此，“浪漫爱”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会与不同的概念和外物缠杂在一起，突显出不同的意义面向。然而不管是一时“得势”成为时代的主题，还是遭到抑制被迫隐退角落或面目不清，“浪漫爱”对于人们来说，大概总意味着循规蹈矩生活之外的一点超越、一点向往。

　　1 “革命”与“恋爱”的加减法

　　“浪漫爱”在五四前后“显赫”一时，却并没有维持太久。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革命”取代了“恋爱”，成了时代的新主题词。

　　在这两个主题词交杂的1928-1930年，文坛上一度出现了一种流行的文学“创作公式”——“革命+恋爱”。对于当时的一部分年轻人和这些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们来说，时兴的新话语“革命”和“恋爱”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近的想象方式和情感结构，都是一种发自个人情绪的浪漫主义的方式。在茅盾的小说《虹》中，女主人公梅行素曾这样表达：“我也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仿佛革命能成为情爱的替代之物，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所以当时的作家蒋光慈会说“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冲动和激情，与爱情相仿佛。

　　但很快，大的风向变了。左翼文坛将现实主义作为“革命文学”倡导的方向，“革命+恋爱”的文学样态被清算，“革命的罗曼蒂克”成为对这批作品幼稚而负面的评语。五四时期的“恋爱至上”也同样成为批判的对象。虽然“革命”本身就有着浓烈的罗曼主义气质，但它所指向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罗曼蒂克”的爱情作为私人性的情感和生活，需要从“革命”中清理出去。

　　对“浪漫爱”的清算和打压持续到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革命”是中国贯穿了半个世纪的核心语汇，在50-70年代，整个社会更经历了空前的政治化，“浪漫爱”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草。无论文学还是日常生活，基本只能有“革命同志”式的公开情感表述。

　　就这样，“浪漫爱”开始了漫长的被压抑的状态。

　　于是，当“文革”结束，80年代成了又一个思想启蒙、个人解放的时期。浪漫的爱情也再一次伴随着人性释放的思潮，被憧憬向往，被书写演绎。除了文学，还有《庐山恋》这样的电影，因为讲述了久违了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浪漫爱”又一次成为美好和自由的象征。

　　2 流行文化充当“浪漫爱”的导师

　　80年代，港台流行文化进入内地，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邓丽君的情歌……这些成熟的文艺消费产品，对刚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青年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时至今日，已经积淀为70后、80后共同的文化记忆。

　　张爱玲曾经在散文《童言无忌》中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这段表述，在大众流行文化勃兴的八九十年代，得到比作者本人所在的民国时期更普遍而彻底的印证。

　　琼瑶的小说和不久之后改编而成的琼瑶剧，在青少年学生中引发了持续的“琼瑶热”。在琼瑶的所有作品中，“爱情至上”都是不容置疑的主题和真谛。对男女主角而言，只要是“爱”的，那无论遭到来自父母、财富、环境等方面的多少阻挠和障碍，爱情的执着也不可撼动。

　　这些极致的“浪漫爱”情节，在琼瑶作品中不过是一种文学的想象，但成为大众流行文化之后，就成了情爱懵懂的青少年期待与模仿的范本。他们也开始向往真诚的爱与被爱，向往独立自由想爱就爱的生活。言情小说与言情剧提供了幻想的具体形式，也影响了实际恋爱过程中恋人之间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期待。譬如被戏谑化的“男人最怕问题”——你到底爱不爱我，就实在像是从琼瑶剧中的习得。年轻的受众们本就缺乏其他渠道的情感教育，言情作品造成的代入感才是人生中最初的“情感经验”，必然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琼瑶之后，席绢、亦舒等人的作品在90年代又陆续流行，本土的作者和作品也渐渐活跃，言情小说有了更丰富多元的呈现。出现在荧屏上的言情电视剧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商品广告也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员，而且承载着更直接、更极致的“教育”目的，将“浪漫爱”从精神层面落实到了物质载体。如今已经成为新的习俗的种种“浪漫”的表达，都来自大众流行文化和资本商家合作提供的“知识谱系”。曾经代表着“自我觉醒”的“浪漫爱”，越来越具有享乐性和消费性。

　　3 “浪漫爱”失去光环仍超越庸常

　　近年来，曾经一度被广泛向往的“恋爱至上”，显得“矫情”和“不现实”。具体到择偶标准，“门当户对”重新被普遍认可，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令“有独立住房”成为择偶时的显性需求甚至必备标准。在这个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的时代，“浪漫爱”在现实的压力前，好像渐行渐远了。

　　而当“恋爱自由”已然充分实现，整个社会的恋爱经验前所未有地丰富。无论是从自己的经历，还是听别人的故事，人们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恋爱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与情感，而带来的愉悦与伤痛并存，有相当的风险。“不再相信爱情”成为亦虚亦实的共同心理，“爱无力”已是并不鲜见的时代症候。

　　如果把“浪漫爱”定义为崇高的“恋爱神圣”，那它确实很难再有照亮一个时代的光芒了。但那种纯粹而激情充沛的、高度集中于精神需求的“浪漫爱”，或许本来就只在特定的，高扬反叛和启蒙的时代才有存在的位置，比如五四时期，比如80年代。“浪漫”不仅与爱情有关，还是一个时代的症候。

　　但对于真正在恋爱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90后年轻人，爱情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自由恋爱已经不会受到外在的阻碍，爱情自然就表现不出反叛和觉醒的社会意义，也失去了神圣光环，但实际上却可能更加深入人心。

　　多数人不再信奉爱情超越物质及其他一切，但也极少有人认为，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比爱情更为重要。此前的“浪漫爱”是一种激情之爱，但现在人们对爱情、亲密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理性，对浪漫爱的追寻演化成了对美好亲密关系的期待和努力。后现代都市中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缘分和亲密都似乎可遇不可求。社交网络上遍布的“虐狗”“发狗粮”这样的自黑式表达，依然在证明对甜蜜爱情的向往是毋庸多言的普遍事实。

　　即便是诸如送玫瑰花、送昂贵礼物这些消费主义化的“浪漫”手段，也毕竟不全然与金钱等价。人们渴望这些形式上的“浪漫爱”，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能忍受琐碎平庸重复在日复一日，是盼望在日常凡俗生活中寻觅一点超越庸常的感觉。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