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 在故事的善念中安身立命

　　30多年前，一支采风队伍走入平静的村子。突然来了这么多四处打探的外人，公安局急忙将这群人按下细细盘问。来干什么？“来找人讲故事”。

　　这是一件风气大开的事。1984年，大批知识分子深入乡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谚语）”普查工作在各省火热启动。

　　“后来，由文化局作保，公安局才放了人”，曾参与三套集成编纂工作的资深民间文学学者刘守华回忆道。当时，民间对“搞封资修”心理阴影还未完全化开。但当“村里人知道了普查队的正当来意后，都争着上来讲故事”。

　　几十年后，讲故事的场景成了怀旧意味浓重的时代背景。当年采风队费心收集下来的民间故事虽落成丰厚的文字，却并未回流进入——或者说跟上——现代社会。那些生于农耕社会的故事离我们远了。

　　可对于刘守华来说，恰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他在民间故事的探索之路上渐行渐深。追着一个穷青年出门做好事改变命运的“求好运”故事，他从最初十几篇相似的故事，追到国内外的几百篇异文（同一故事类型的不同版本）。在这个覆盖欧亚大陆20多个国家、地区的故事“麦田圈”里，他走过了中青年，又走入了耄耋之年。

　　刘守华说，他像一个浇花的人，大半生给故事浇水。幸运的是，“我追的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故事，故事里的阳光雨露也滋润着我”。

　　听摆古的孩子，唱起洪湖歌谣

　　一位81岁老人和故事的故事，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刘守华的回忆里，开端是一个从板凳上跌下来的小孩。刘守华生在湖北江汉平原一个村子里，从小就喜欢听村人“摆古”，听得入迷了，就忘了脚下。这个摔跤的孩子的童年，浸润在各色人等讲述的故事中。

　　上世纪50年代初，刘守华考入洪湖师范学校。当年土改风暴刮到了洪湖地区，师生在假期轰轰烈烈地投入这场改革运动。一直热衷听故事的刘守华被吸收为搜集民间革命歌谣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员。

　　“其实我不会唱歌”，如今刘守华翻着那本60多年前的歌谣采录本回忆道，“可我也喜欢歌谣”。他嘴里不自觉地哼唱起当年采录的句子，“洪湖的水红又红，洪湖的渔船大不同。船头站着赤卫队，梢后坐的是贺龙”。

　　不过，相对于这本红色日记中收录的几十首革命歌谣，刘守华在更早之前就读了大量的歌谣，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歌谣周刊》。这是五四运动风潮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办的国内第一本民间文学刊物，是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开端。这股始于大学校园、学习民间文学的风潮一直延续至刘守华搜集革命歌谣的五十年代。

　　民间文学与社会历史环境的牵扯也逐步复杂起来。唱尽了童养媳之苦和地主之恶的歌谣控诉着旧时代，力证着新时代的合法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建立的文艺团体并非如今声势浩大的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而是民间文艺家协会（1950年）。

　　似曾相识的故事，开启几十年的追寻

　　1953年，刘守华进入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读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和知识界，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被贴上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受到批判。同时，“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愈喊愈烈，青年学子被鼓励崭露头角。在这番风潮中，刘守华成了冲出来的青年学子之一。

　　这一次，是因为故事。还在读大学三年级风华正茂的刘守华，撰写了一篇倡议以科学方法整理民间故事的文章——《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文章刊发在1956年的《民间文学》杂志上。这是一本由当时以《小二黑结婚》红遍大江南北的赵树理任主编的“中央级”杂志，刘守华因此早早地出了名。1957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坚定地选择了民间文学方向，并在这条路上，与此后追寻了三十多年的“求好运”故事相遇了。

　　“读《格林童话全集》，读到《有三根金头发的鬼》这一篇……它又似曾相识，似乎在中国民间童话里也有这样的寻找‘三根金头发的故事’。后来我终于记起来了：在《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集里，就有一篇故事，题为《三根金头发》。”

　　中西方两个故事出人意料的相似情节，在偶然间碰出了一个谜团：它们是同宗同源吗？源流是中是西？刘守华为之着迷，并由此写出了《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

　　然而，当他充满期待地把这篇论文20多页的手稿投给《民间文学》杂志时，编辑部却犯了难。1979年，“文革”的乌云尚未散尽，“比较研究”这几个字如今看起来再寻常不过，但在当时苏联极左思潮的阴影下，很容易被认定为“偏离马列方向”。据说稿件被送往社科院有关专家那里，在审阅可发后，“求好运”故事追寻之路的开山之作终于得以发表。

　　刘守华不曾料到，在之后三十多年的追踪研究中，情节相似的故事在20多个国家、地区中不断浮现，搜寻故事的雪球越滚越大。这则有关命运的故事，赠与了他别样的命运：当传统民间故事越发被人遗忘，他逆向而行，成了一个追故事的人。

　　还有一群人追着他走。刘守华捧出一沓厚厚的泛黄手写稿纸，花花绿绿的格子里填满了密密麻麻的手抄故事。每一篇都是“求好运”故事的各地异文，稿纸抬头标示着每篇故事从哪里飞来：湖北十堰、枝江，云南省傈僳族村落，广西桂林市标准件厂……故事的讲述人有傈僳族从未走出大山的老婆婆，也有十堰市50多岁的普通村妇。追着刘守华，同行的人越来越多，一群人走出了一条路。

　　于是，"AT461"，这个在国际通用故事情节类型分析法中排在400多号的“求好运”故事，通过刘守华和那叠稿纸信中知名或不具名的人们三十多年的追寻，被证实为比灰姑娘、小红帽、狼外婆等广为人知的故事分布和流传更广泛的故事类型。

　　在故事的磁场里浸润人生

　　一个小伙子出门求好运的故事，一个人竟从40多岁追到了80多岁。这期间，民间故事与社会历史的勾连折过了好几道弯，而幻想中的那些神仙与智者更是连一溜烟也寻不着。难道不会累？

　　不会。刘守华说，他对这个大约在公元3世纪形成、又被学者研究了百年的故事依然着迷。单篇故事或显得平淡无奇，但当来自异地的几百篇故事汇聚在一起，彼此呼应而成一个小宇宙。它们如何形成了这样让人惊异的共鸣？究其源流与传播路径，至今未有一个确切的解答。而其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却在刘守华的探索之路上不断丰富。漫天的星，围绕着这样一个深邃的文化奥秘转而不停。

　　“这个故事讲的是命运，人人摸不到却又在上下求索的命运。而故事给出的答案是，但行好事。”刘守华说。他守在这个迷人的磁场中，坚定而长久地在此安身立命。

　　迷人的自然不止这一个故事，安身立命也不局限于学术钻研。民间故事中基于人性、使人动容的朴素情感，如溪流汇入长河，缓缓注入他的人生。他读《蒋经国传》，读到一双私生孪生子蒋孝严、蒋孝慈曾来广西山村祭奠母亲，联想起中国的《秃尾巴龙》传说中的神奇而动人的故事情节，止不住潸然泪下。“他们就像民间故事中，因生得奇怪被赶出家门的秃尾巴老李，作为异类为世人不容，却依然不忘孝道。”刘守华说。

　　追了几十年故事的人，才能把故事中的善与人世间的情，理解得如此通融而体贴。也正因此，故事方能超越那些强加的教化意味与抹不掉的世态变迁，长久地滋养人。

　　81岁的刘守华，在去年正式停止了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教学工作。入学那年，这里还是武汉郊区的一片荒野，主干道上的法国梧桐树刚刚种下。此后，教书、育人，待树郁郁葱葱，人已双鬓花白。他习惯送每个毕业的研究生一份论文手稿做纪念。问他舍不舍得，老人笑笑说，“发表了400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足够慢慢送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