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

　　我被纳丁·戈迪默的散文集《在希望与历史之间》吸引，是因为文字中的现实感和力量感。那种诚挚、热烈、但又忠直无欺的情感，以一种沉着、克制、准确的表达相结合，是随笔作家难得的境界。

　　纳丁·戈迪默是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终生致力于反种族隔离制度，深为普通民众敬重，被视为南非国宝级作家。作为“南非命运目击者”，她自定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南非白人的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库切）。

　　眼前这本散文集包括文学评论、杂文随笔，演讲及通信等，只有200多页，但文字密度极高，每一篇都值得一读再读。它的魅力在于，牵引读者从南非出发看世界，从那里出发，站在那里思考，你对全球化、对文学、种族、贫困与不平等将别有思考。

　　她笔下的非洲

　　“我们被磨得粗蛮”

　　“人类并非生来就是兄弟:他们需要发现彼此，而种族隔离正是在阻碍这样的发展。”戈迪默在《1959：种族隔离是什么》中说。作为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白人作家，在孩子时代就被教导不要用仆人用过的水杯。但是，成长后她意识到问题所在，“我们没有受苦，但是，我们被磨得粗蛮。”

　　这种粗蛮意味着，若要在这片种族隔离的土地上继续生活，便要对隔离制度、对压制批评、对麻木的人心、对不给黑人们选举权持默许的态度。因而，如何面对种族隔离制度是摆在她面前的难题——当是否选择黑人做朋友，如何对待和理解那个荒谬至极的种族隔离理论都成为问题时，为什么要沉默下去？

　　从1959年开始，戈迪默一再为冲破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她发表演讲，写下杂文随笔，关于黑皮肤与白皮肤，关于贫困与隔膜，关于平等与不平等，关于曼德拉……亲历推翻种族隔离政权，思考如何使国家改变贫困，建设一个新非洲，这本书记录了这位作家几十年来身在现场的思考:《如何不去了解非洲人》《1989年10月29日——美好的一天，同志》《曼德拉：他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正如别人看我们》……一个作家，选择记住什么，也是对现在和将来选择什么的决定。没有暧昧，没有含糊，没有模棱两可，从最初，这位作家就立场坚定要对那些虚伪和陈规说“不”。

　　纳丁·戈迪默是那种政治主张、社会行动与写作行为一致的作家，恐怕这也是桑塔格做出高度评价的原因:“当今的第一流作家中，极少人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繁重的伦理任务”。用文学作品形式写下对种族隔离的思考，也写下对何谓非洲文学的思考。《当今世界作家的地位：哪个世界？谁的世界？》中对“世界文学标准”的质疑与反省令人难忘，在《新篇章：非洲作家与21世纪》中，她关于非洲作家何以能成为非洲作家的思考也深具启发性。

　　“非洲文学不仅要展现这里人民的生活，还要表现出这里生活的美和趣味，来抵抗强大的亚文化——那些毒害人民的新鸦片……当然，我们的作家应该发挥想象力，把我们的人民从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情景剧里吸引出来。”这对今天的中国文学是否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对抗“空气中的暴力”

　　用文学释放想象力

　　站在非洲的土地上思考与发声，但并未画地为牢。事实上，戈迪默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能直抵核心。《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中，她和大江健三郎1998年关于少年犯罪和频繁的少年暴力现象的信件讨论，依然适用于今天的语境。

　　在阅读戈迪默小说《家藏的枪》后，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少年群体暴力现象表达了忧虑:“全世界的儿童都是镜子，映射出严重的普遍暴力，或者这种暴力的微模型。我们成年人不应把儿童隔离开来，放在一边。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倾听他们求教的呼声。不论那是被压制的还是放大了的声音，我们都要直面暴力的根源。只有我们这一方的态度根本改变，作为对孩子和成人一样都有灵活修复功能的家庭，才能够借助我们自身的能力恢复我们的真我。”

　　而戈迪默想到的是，少年们为什么那么残忍。“为什么孩子可以冷酷地杀人？是什么使他们对于他人的痛苦和死亡无动于衷于是能动手杀人？他们幼年时遭受了什么？”因为那些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无处不在的“空气中的暴力”——视觉传媒、电视、电子游戏。这些现在成为了日常家居的一部分，但事实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已经成了第三位家长。

　　在“空气中的暴力”基础上，两位作家都提到文学有将死亡、暴力和痛苦“陌生化”的功能，文学能够恢复和发展人类的想象力。重要的是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而不是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我对于任何‘降低’写作的责任怀有戒心，简化一切，就如同放下钓饵去吸引少年儿童。……我们只能诚实地追求我们写作的最高水平，最广泛最深入地探索我们与读者共同的生活。……用我们自己创造性的想象力释放想象，使得读者可以超越宣传和暴力的方式，看清自己的生活。”

　　作家的意义

　　潜入内心深海关注人类命运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的含义以政治来呈现。”托马斯·曼说。那么，一位作家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关系是什么，乃至——什么是一位好作家，好作家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戈迪默引用了马尔克斯所言，“一位作家对革命最好的贡献就是尽其所能地写出好作品。”

　　作家的意义并不只限于反映生活，也不是某种理论的传声筒，批评家也不是阐释某种理论的机器人。作家所要面对的，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媒介找到一种‘诉说’方式，用我们可以驾驭的方式表达我们时代的特性，显现其与人类历史命运的相关之处。”

　　戈迪默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写什么，不写什么，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对于作家都是重要的。“作家是由他的主题‘选择’的，作家的主题是他对时代的意识。他如何处理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根本的责任所在……”

　　不得不承认，读戈迪默的文字是一种享受。这是一个既有社会担当同时又有多样出色艺术才能的作家，字里行间读者都能感受到她的积极、热烈、诚恳、全心全意，在她关于君特·格拉斯、曼德拉的文字中，你能感受到那种深切的热爱和尊敬；但同时，文字内部又极具有严肃性。这便是来自语言本身的感染力。真知灼见和文学表达互为一体，它们互相缠绕，有机地结合在她的文字里。尽管经过了翻译的层层转译，但依然能感受到她语言表达的力量感。

　　利维斯认为，在本雅明那里，“文学批评变成了一种抒情的形式，使之成为产生意象的镜子。”这样的评语也适用于戈迪默的评论。通过她的镜子，作为读者的我们和遥远的非洲之间不再是远隔万里的关系，而是时空共在。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孩子，同时也是这个空间的孩子。某种意义上，戈迪默写的每一篇文字都不是孤立的，它有生发性和能动力。优秀作家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不应是孤单的，作家应该意识到，“一个人写的每件事情其实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深海。”卡夫卡说，在我看来，《在希望与历史之间》就是潜进了我们内心深海，并使我们为之共鸣的“那本书”。

　　“任何有些许分量的作家，都会希望哪怕用袖珍手电的亮光照出人类经验的、生存的有关迷宫——难得能有天才燃起熊熊火炬。”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