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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到家,回到一个看似自由的静谧场所,世界安静了下来。
可能吗?一旦你几乎“无意识”地打开网络,一个纷乱复杂、喧嚣动荡的世界被再度打开,你无所遁形。
多元的背面是混乱,在这样的世界,做一个安静的好人,并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
花里胡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或“后后现代性”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当我们拿着这个困惑问历史学家许纪霖时,他说我们的社会“礼崩乐坏”,人与人相互猜忌,公共空间里不能好好对话。我们需要一个正派社会,这样才能有正派的个人,而面对这个变动的多元世界,我们只能锻炼出一种平衡能力来和这个世界和解。
暴力
没有“礼”,只有“力”
新京报:而今不少人在网上发言,遭到谩骂和攻击,精神时刻感到紧张。你提到过,这种互联网中的攻击是一种“软暴力”,你怎么理解这类暴力?
许纪霖:在文明社会,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经常受到的伤害,更多的是软暴力。这种软暴力就是语言的伤害。
语言暴力实际上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个替代物。过去,一言不合,就可能要决斗了。野蛮人有野蛮的决斗方式,文明人有“文明”的决斗。我们不再是通过肉身而是语言搏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进步。但语言伤害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没有伤害到你的肉身,却会伤害到你的精神、灵魂和尊严。
新京报:为什么在互联网中会变得这样盛行?
许纪霖:在互联网,很多人是处于一个匿名的状态。熟人间的语言伤害很困难,还要戴一套面具,最多是一种“腹议”。伤害是有限的。但最大的伤害来自于陌生人,他可以发泄,但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
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各种各样发泄和谩骂,都是一种匿名的状态。特别是,社会有一种压抑机制,使得人们的正常表达无法表现,不同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压抑感,充满一种戾气。这种戾气有时不敢向那个压抑机制挑战,而是向弱者倾泻。所以更多时候,这种语言暴力不是出现在强者与强者而是弱者和弱者之间。
新京报:互联网的技术使得个体免于约束,骂了什么人,不用为此而承担责任。在你的理解中,这是怎样的社会状态?
许纪霖:我们缺乏的是一个“讲理”的社会。照理说,文明社会是讲理的,即使有利益和价值冲突,但不要紧,可以通过讲理来相互交流或斗争。
很可怕的是,现在相互之间比的不再是理,而是力,即power。这个力就看谁的语言更激烈、更极端、分贝更高、气势更强。掌握了气势,就以为掌握了真理,以压倒性的阵势来呵斥甚至是谩骂对方。这是今天的语言暴力。在过去,贵族社会也好,熟人社会也好,还有一套“礼”,但今天是礼崩乐坏。一个没有礼的社会,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最后只能充满各种力。
纯真
正派人构成正派社会
新京报:谈了语言暴力,我想起你多次提到“纯真”的概念。你把它看成是最高的价值,也是一种相处之道,如何理解?
许纪霖:纯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童心,就是人性最淳朴的状态。按照儒家的看法,“人之初,性本善”,人心本是善的。人到底是善,还是恶,暂不去说,但我们都说小孩子都是纯真的。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有小孩子才会说,而那些大人们由于利益的顾忌就不敢说,还指鹿为马。
第二种理解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单纯质朴。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中国人心机变得很复杂?这个复杂,不是人心变坏了,是这个社会变坏了。遇到倒了的老人,不敢扶,哪怕是熟人,也不能完全相信。相互之间,睁大了眼睛,相互提防。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相互残杀,使得人心变得更加复杂,缺乏一种纯真的心。
新京报:不是个人的人心变坏了,而是社会在变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因此首先是需要改变整个社会吗?
许纪霖:谁不想做正派人?但只是被逼迫于越来越不纯真,心机越来越复杂,通过不正派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首先要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正派的社会,只有在正派的社会才能出现更多的正派的人。
正派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雷锋或君子,而是说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每个社会都有坏人,但到底是正派的人还是非正派的人主导了社会?我们有很多正派人,但主导不了风气。从这点而言,首先需要一个纯真的社会,才能有纯真的心灵。
但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故事。倒过来也可以说,首先要有一个纯真的心灵,即使社会不正派,我们也守住自己的伦理道德底线,做一个正派的人,然后更多的人做正派的人了——特别是社会中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的人如果是正派的——我们这个社会才会重新回到纯真年代。
开放
需要“平衡反思”
新京报:不管是暴力,还是纯真,都不是中性的,一个“恶”,一个“善”。面对善恶的问题,我们较容易得出判断。但而今的世界,从古今观念、中西价值、左右立场、到性的取向等,都是多元的。想问你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样的世界,个体如何来平衡这些多元?不管是看你的文章,还是在网上听你的讲座,都能感受到你很强的“平衡力量”或者说“平衡感”。
许纪霖:在当今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价值的冲突,利益的冲突,比如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古和今的冲突。但我的一套价值观告诉我,最好的是“中道”。这也是儒家所信奉的。真理不是为某家某派所独断的,真理存在于各种对立冲突的时代和学说之中,所以要取“中道”。这个“中道”,不是“乡愿”,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是一个数学的平均。
那么,“中道”就需要你所说的平衡感。罗尔斯在《正义论》就讲,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他说的平衡反思是指在一套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应用上,互相检阅。我把它借鉴过来,就是说,面对传统价值、现代价值、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没有哪一个价值是垄断了真理的。
我们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对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需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继承。互相批评反思,来获得我们的“中道”。这种平衡感因人而异,但对于一个开放的心灵来说,这种多元的平衡感,是一种能力。
新京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平衡能力的地方或许还很多,对于个人来说,该如何来平衡外在制度、环境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不问这个问题。大家只问一个问题:成功。成功是外在的价值和指标,谁成功谁失败是一套世俗标准,但很少有人问一个东西:什么才是真我?是什么让我自己幸福快乐,让自己能够安下心最后立于命?
我说如何安身立命,实际上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安身立命本身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问题。但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我是在世俗意义上来讨论安身立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寻找自我,这个自我和外界当然也有某种平衡,它需要妥协,也需要和解。但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失去的,那就是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和解,你就完全被外在俘虏了,完全的“他者导向”。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首先需要寻找自我,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
“我们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对各种不同的价值都需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继承。对于一个开放的心灵来说,这种多元的平衡感,是一种能力。”
【延伸阅读】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作者:许纪霖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
《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
作者:许纪霖主编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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