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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好的世界,答案在人

2016年08月0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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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 小说家,凭借小说《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提名。
《一九八四》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7月
《生于一九八四》

作者:郝景芳

版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6月

  今年4月,郝景芳凭借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成为第二位入围“雨果奖”的中国人。这位原本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作者,迅速被媒体贴上80后、科幻女作家、清华学霸的标签,赞誉不断,非议不断。

  连郝景芳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人关注她。毕竟,科幻写作只是她生活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中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做数据研究,写经济报告,参与筹办高规格的会议。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只有在夜晚,女儿睡着之后,她才会坐在桌前,把头脑中溢彩流光的科幻世界写出来。

  1 天体物理学界的不成文规定

  2007年,还在清华大学读物理系的郝景芳写下了一个叫做《流浪苍穹》的故事:移民火星的人类爆发了反叛地球的独立战争,使得地球和火星成为两个互不往来的迥异世界。百年之后,地球和火星开始了战后的交往。一群火星少年被送到地球学习。当他们重返火星时,发现自己的命运被两个相互猜忌的世界裹挟。郝景芳将这个故事称为“最后的乌托邦瓦解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来源于天体物理学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在天体物理学界,所有研究的数据、研究成果都是全球共享的。不同于那些自身产生市场价值的应用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天体物理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它既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又不能变成产品拿到市场变现。研究人员最终获得的,并非是经济层面的满足,而是纯粹理论研究的乐趣,是自我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

  这在郝景芳看来,和共享经济的乌托邦模式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因此,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在火星上,最初到达那里的人只是科学家、宇航员和艺术家,他们建立起了一个类似天体物理学界的纯共享社会。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人人都想要自由的生活,想用集中起来的资源做更多其他的事,原来的小社会就会冲散、瓦解。

  “当社会变得庞大且日益复杂化,就涉及资源配置的问题和人身活动的自由选择问题。原始的小社会就很难维系下去。这就是自由和公共性的冲突。公共性是在某种约定下维持的秩序,而自由则是打破这些秩序的界线。”郝景芳对社会制度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她博士阶段从物理系转到经济系之前,就已经被这些问题吸引。

  她自知自己并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不相信哪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人在制度向后迭代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缺陷,在面对制度造成的困难中,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他人,对人真诚。因此,真正好的世界,答案不在制度,而在人。”

  郝景芳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她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流浪苍穹》中。

  2 人的内部自由是最高的价值

  郝景芳最近出版的现实主义小说《生于一九八四》讲述了三十年里两代人的心路历程。父亲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回城后反思自己,在内心负疚的驱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寻求精神出路。女儿则从小上学读书,生活平稳,经历了公务员、北漂生活,却在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迷茫,精神崩溃。

  1984年,正是郝景芳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没有过小说《生于一九八四》中父辈坎坷的人生经历,生活平顺。因为父母对她管束很少,放学之后,七八岁的郝景芳就到旧书摊和租书店里搜罗各色读物,不管是港版的言情小说、日本漫画,还是旧书、旧杂志、侦探故事,她照单全收。

  这些书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约翰·格里宾的《大爆炸探秘》和《寻找薛定谔的猫》。她为他们描绘的包罗万象的宇宙痴迷不已。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真实的宇宙更让她好奇。

  如愿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郝景芳又阅读了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哲学的文论、海森堡和波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阐释、薛定谔的《意识是什么》。随后,她转向阅读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和丹尼尔·丹尼特的心灵研究。从那时起,她立志成为一名量子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

  高一那年,郝景芳读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既然奥威尔写的是虚构的1984,那么为什么不能写一写现实中的1984呢?她阅读了那个年代的档案资料、传记,翻看了当时的影像资料和老照片。这些材料不停积累,她头脑中关于那个年代的想象逐渐清晰。

  《生于一九八四》中,郝景芳关注的是人的内在旅程。整个小说的故事线就是小说中“我”的内心疑问的解决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平静的自我,他会随时随地处于没有方向的焦虑之中。而找到了平静的自我之后,生活中现实的困难是很好解决的”。

  她曾多次在作品中反思“命运”这一课题。在《癫狂者》中,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受控制,生活都是假的。在《繁华中央》中,阿玖怀疑自己获得的成功和名誉是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深山疗养院》则讲述了一个学业优秀的男主人公对生活焦虑、想要逃离的故事。相比于把人物丢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郝景芳更痴迷于写一个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下自我推动型的人。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她的科幻作品大多有一个科幻的架构或外壳,但其内核是成长、青春、自我反思,和对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有时候距离一些事情或人物太近,反而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她选择了拉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就是科幻:创造出另一个世界,把自己的想法投射进去。

  郝景芳喜欢思考个体的小命运和无形的大命运之间的联系。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既不是大命运,也不是个体的小命运,而是个体看待大命运的心态。“我们常常在无意中被大命运推动,觉得很多思想、心态、观念都是无比正确的,其实可能不过是大命运中一个侧面的展现而已”。因此,对郝景芳而言,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当中,人的内部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每个人都有权利感知这个世界,通过思想和选择决定自身的命运。

  3 读者没有理由为作者的眼泪买单

  起初,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并不被人看好。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小说对于科幻读者而言不够科幻,对纯文学读者而言不够文学,介于二者之间的尴尬定位让她的投稿之路充满波折。写完《流浪苍穹》之后,她拿到《科幻世界》笔会上给人看,没有人回应。这让她十分沮丧,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一封邮件:你创造的世界绝无仅有,你的小说有一种其他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发件人一栏,写着——刘慈欣。

  有很长一段时间,郝景芳特别在乎外在的标准,甚至给自己假想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刻意让自己去达到那个标准。渐渐地,她发现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对一些事情有怎样的感受。

  她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反思。最终明白了:只有把“真我”不断扩大,人才能稳定下来,平静下来,才不会始终都对自己达不到的状态感到焦虑。接受自己现实的状态,一个无限平静和无限丰满的状态。未来的一切发展都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想通了这件事,郝景芳的内心才渐渐安静下来。她不再因为外界的评判标准而苛求自己。她说:“外界给我的定义,就像窗户上的影子。我不需要真的把自己贴在窗户上,成为那个影子。只要我还真实地坐在房间里,我的内在自由还是存在的,那窗户上的影子就不会困扰到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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