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加缪，一个不愿结束的故事

　　托尼·朱特说：加缪天生就是一位与自己、与自己的世界合不来的人。这样一个人该如何来描述？如果用一个形象来概括的话，我们可能会想起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可能会想起偷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可能会想起与风车不懈斗争的堂吉诃德，可能会想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无论哪种形象，都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如同变幻流转的月相一样无法穷尽月亮本身的奥秘。

　　但这已然足够，他的每一个侧面都折射出迷人的色彩，即使跨越了半个世纪，依旧光影摇曳。

　　加缪只活了短短的四十七岁，却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在他辞世后，围绕其作品的研究著述不断增加。社会学家齐格蒙德·鲍曼曾在纪念加缪去世5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对加缪的研究资料做了一个量化统计。截至2009年10月1日，Questia电子图书馆里共有3171份书刊与加缪有关，其中2528份主要研究他的思想以及他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而在Google Books里，也有不少于9953种与他相关的作品。但这也不是全部，时至今日，关于他的研究与讨论仍在继续。

　　重读加缪

　　鼠疫还会制造人类灾难

　　加缪曾坦言自己并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只是在朦胧中摸索着前进。为何依然有这么多的人迷恋加缪，执着地叩问甚至加缪也未曾回答的问题？

　　齐格蒙德·鲍曼写道：“伟大的作品是绝对不会停止对读者进行质询以及对读者想法进行挑战的，而读者想要从中获得令人鼓舞的答案和鼓励，就必须不断努力地对作品进行重新思考。”诚然，在上帝死亡信仰崩塌的时代里如何创造自己的价值，在世界的断裂与深渊面前如何重建自身的完整性，仍旧是当前时代抛给我们的最大难题。而如何对待现代虚无主义，如何反思法国大革命，如何对待苏联体制和极权主义，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与恐怖主义，这些加缪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依然不乏借鉴意义。历史，总是相似的。

　　在著名的小说《鼠疫》里，加缪曾说“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鼠疫，世界上没有人是清白的。”“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他始终在思考人的处境，在追寻一种普遍性，这种寓言式的追寻使得他的文学世界始终和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同构关系，他笔下的种种图景不过是人类生存的总体性象喻。

　　自古以来，文学叙事就一直承担着某种宗教性功能，而加缪所做的，就是坚持缝合人道主义文学诉求与历史乱象之间的缝隙。他的小说总是在严密的叙述背后，隐现着广阔的哲学思考与终极价值追求。

　　“他向我们呈现的神话，远非一些美丽的谎言，从而出卖了真实，这些神话揭示了人类条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他们的孤独、他们对生命的热爱……”批评家雅克琳·列维-瓦朗齐如是说。

　　这是加缪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他身为作家吸引我们的地方。在世人眼里，加缪更多的时候被视为哲学家，他的哲学被称为荒诞哲学。但加缪自己明确表示过他并非哲学家，他所谈的只是他经历过的事情。对于人类处境的神秘，他称之为荒诞，他一生都在探索这种神秘，并号召大家像西西弗斯一样勇敢地去反抗荒诞。然而，荒诞一词的流行反而冲淡了词语本身的悲剧性。即使大家把他树为了精神领路人，却不能真正理解他，他依然是独自一人在旷野里艰难地跋涉。我们阅读加缪，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抗自己的麻木，对抗自己的孤独。

　　加缪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我们需要知识分子，但也需要道德主义者。

　　诚如加缪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所说：“在我们的知识生活和伦理生活里，加缪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在这个众人熙熙如享太牢的世界里，选择知识的是聪明人，选择道德的是傻子。但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并不是聪明人，而是傻子。

　　萨特曾评价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虽然是攻伐之语，但也不乏道理。加缪的确重视道德，这就注定了他要过一种不平静的生活。

　　传统知识分子对伦理事件或国家事务的痛苦常常会被平静的个人良心所安抚，而现代知识分子，是加缪所定义的那些用心灵去观察自己脑袋里面所没有的知识的人。在上世纪中叶欧洲盲目混乱的整体氛围里，加缪是少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的人。法国《文学杂志》的主编让-路易·于由衷钦佩加缪：“他对真理的激情，与同时代人虚伪的盲目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苏联阵营还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历史都证明了加缪的正确性。”

　　加缪曾经说过：卡夫卡所有的作品都逼迫读者要重新阅读。如今我们也可以说，加缪所有的作品都逼迫读者要重新阅读。

　　他者视域

　　每个人都在加缪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灵魂

　　然而，对加缪的评价当时并没有如今这么积极。1957年加缪获得诺奖的时候比任何获奖者引起的争议都要多，他在法国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敌人。尤其是他出版了《反抗者》之后，《现代》杂志的编辑让松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文章，更是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萨特-加缪之争，使其陷入空前的攻讦之中。《加缪传》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曾经与萨特圈里的人往来甚密，他说加缪当时是被那些人排斥的。

　　所幸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攻击他。马丁·杜伽尔称赞加缪有坚强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气的痛苦。莫里亚克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给年轻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人们对加缪的接受也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奥利维耶·托德也是随着了解的加深才逐渐喜欢上加缪的，思想家阿兰·范基库特也和托德的经历相似。他年轻时并不喜欢《局外人》、《鼠疫》等作品，直到后来才改变最初的偏见，读《反抗者》时“发现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

　　似乎直到加缪去世，人们才正视他的价值。获得诺奖后不到三年，加缪就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匆匆离世，再次验证了世界的荒诞。

　　《纽约时报》评论说：“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生，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作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人们心中。”

　　萨特也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他以那种固执的、既狭隘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开胜负难卜的战斗。”“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

　　马尔罗评价说：“20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福克纳称赞他“有着一颗不懈探求和思索的灵魂。”汉娜·阿伦特说他是“当今法国最好的人。”

　　一时间对加缪的溢美之词几乎充斥了整个世界。他者的眼睛，在时间的荡涤下转而变成了历史的滤镜。每个人都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灵魂，而加缪的面孔却更加难以揣摩。

　　这个从阿尔及尔贫民区成长起来的精神斗士，一生关注世界的苦难，追求真理本身，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色。面对世界的荒诞，他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用笔下的人物和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即使世界的底色是无意义的，我们依然应该去反抗，去超越，勇于承受荒诞世界里的种种苦难和痛苦。

　　加缪带给人们的，始终是真实、美好、均衡的阳光，是自然、深切的爱。就像他自己说的，“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他对真理的激情，与同时代人虚伪的盲目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苏联阵营还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历史都证明了加缪的正确性。

　　——让-路易·于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