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 一位石头骑士

　　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阿尔贝·加缪，在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是一个充满生命光辉的名字。

　　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

　　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加缪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是法属殖民地。作为法兰西公民，他从小接受法式教育，认同法国共和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而这些在阿尔及利亚始终没有真正落实。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并成为由纳粹控制的维希政权。之后英美联合攻打法西斯时，阿尔及利亚成为首个被攻击地点。二战之后，阿尔及利亚又发动了长达8年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把阿尔及利亚当做故乡的法兰西公民加缪，成了祖国的陌生人、家乡的异乡人。在诺奖现场，加缪左右为难。

　　第一个人

　　我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

　　1942年，加缪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局外人》。1957年，加缪成为了继吉卜林之后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三年后，他驾驶的汽车在法国南部偏离了道路，撞在了一棵树上。遇难时，他随身的文件夹中装着近150页的手稿——自传体作品《第一个人》的文稿。

　　这本未完成的小说背后，悸动着加缪的记忆、经验、关注和激情。他在1954年就开始构思这本书，“我构想‘第一个人’从零开始，他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和宗教。”加缪把自己看成本家族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的“第一个人”。

　　加缪曾说，他“从来没有”从艰辛困厄的童年中“恢复过来”。这个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库的穷孩子，是个不到一岁就失去了父亲的战争孤儿。作为法国下层移民的后代，他的童年在文化和历史真空中度过。而各种族的人混杂聚居的贝尔库是加缪的第一课。他没有种族意识，能坦诚地和各阶层的人交往。

　　连着海边的贝尔库贫民区，还给这个男孩提供了阳光、沙滩和大海。“我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他后来创造的文学人物，从《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到《鼠疫》中的里厄，把大海当成远离社会喧嚣的天堂。地中海对于加缪而言，升华为一种哲学象征：代表人类价值和思想的远古世界，世俗，且与大地不可分割。他树立起这个生命世界，用以反抗那些了无生气的意识形态。

　　1935年起，加缪开始写作一系列散文。这一年《反与正》出版，生存荒诞、人都要死、人的孤独等日后在《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中的思想主题都已灵光一现，加缪说，“我知道自己的创作源泉就在《反与正》里。”

　　与《反与正》的忧郁悲怆不同，紧跟的《婚礼集》光亮而优美。如果说《反与正》奠定了加缪直视生存荒诞性的基调，《婚礼集》则表达了对于人的存在的投入与执着。这两种对照的基调，成为贯穿加缪一生的思想主题。

　　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家。在二战中，他从事过反法西斯运动的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筹备与领导工作。

　　一战后自由资本主义深层矛盾暴露后，西方知识阶层出现左倾潮流，加缪的选择却非纯意识形态的结果。他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一冲突环境中感受到的困顿与苦难，他在精神上对法兰西与对阿尔及利亚的二元归向的矛盾思索。这让加缪成为法国文学界的“异乡人”。

　　即使1937年被开除出共产党，他的反应也仅是“微微一笑”。当时，法共以抵抗加剧的法西斯威胁为由，要求不再使用反殖民主义的口号，加缪指责其不理解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因此拒绝服从，最终被开除出党。

　　他愈发坚持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愿撒谎，也不想听到谎言。我想保持我的清醒直到最后一刻，以我全部的嫉妒和恐惧凝视我的死亡。”

　　荒诞三部曲

　　不能因为我们自己被处以死刑，也判处他人死刑

　　1939年，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发表小说集《墙》，加缪评论“观察到生活的荒谬，不可能是一种终结，而仅仅是一种开端。”

　　这时，加缪正在创作他称之为“荒诞三部曲”的作品。它们在哲理体系上三位一体，迸发同一个创作母题：人如何在荒诞这一开端中创造意义，以免被绝望淹没？

　　在中篇《局外人》中，主人公莫尔以“我怎么都行”的态度存在过，却无法被恰当地被评价。如果《局外人》是对人类生存课题的全面触及，剧本《卡利古拉》则是一次猛烈的撞击。清醒的暴君卡利古拉任意杀戮，成为恶与荒诞的化身，用一种极端的方法让麻木的世人认识到世界的荒诞。

　　加缪不相信形而上的真理，他的希望都在于人：人是有限的存在，但人会冒险尝试成为“神”。在两本虚构作品中阐释荒诞性的加缪，又添加了一套哲学解说词——散文《西西弗神话》。

　　源于古希腊神话的西西弗，因触犯众怒，被惩罚去日复一日地推上一块注定要滚下山的巨石。西西弗的行为毫无意义，加缪却说“爬上山顶所要作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原来，加缪自己就是这位石头骑士，他已扛起道德重负。

　　“荒诞三部曲”发表后，加缪被人称为荒诞哲学家。他不以为然：“我不是哲学家，对理性没有足够的信赖，更难相信一种理论体系。我的兴趣所在，是探讨怎样行动，更确切地说，人们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应当如何生活。”

　　1944年，他先后发表四封《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我仍然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更高的意义，但是我也知道这世上的某种东西有意义，这就是人，因为，人是要世界有意义的惟一生灵。”这一年，巴黎解放，不久后二战结束，加缪成为一代人的道德偶像。

　　然而，这位曾在战火中的编辑部里左手拿枪，右手接稿子的抵抗英雄，却在战后接受了更严酷的考验。1945年，他卷入了一辩论。加缪曾在此前关于另一政治犯皮舍的判处上赞成死刑，但很快为此而后悔。这反常的论证反映了他道德上的不安。

　　这场冲突以加缪公开认错而结束，他在巴西拉奇的申诉书上签名反对死刑。冥思苦想后，加缪回归了战前的信念：“不能因为我们自己被处以死刑，也判处他人死刑。”

　　人道主义者加缪坚持，如果某个个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保全下来的集体就是有罪的。

　　加缪的态度，让舆论哗然。

　　用沉默反抗

　　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

　　在1952年5月的一封信中，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到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

　　这个简单印象跟法国当时流行的对加缪的看法正好相反。史学家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谈到加缪，认为他和其他二战流亡知识分子不同：加缪没有离开法兰西，但坚信法兰西已经抛弃了他。他越是深陷这种文学绝望的情绪，就越想抓住人道主义的稻草。而且，他拒绝政治判断。

　　加缪认为，既然存在荒诞，就有对荒诞的反抗。继“荒诞三部曲”之后，加缪陆续创作出《鼠疫》《正义者》和《反叛者》这“反抗三部曲”。在《反叛者》中他提出“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存在的标志。

　　当时法国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政治缰绳无法给保有个人德性清明的加缪以合适的空间。体现新人道主义思想的哲学论文集《反叛者》的出版，被简化成了左右之争的标志。他和当时法国最大牌知识分子萨特的友谊，也就此决裂。这场持续一年多的论战是法国知识界的重大事件。

　　情况越来越糟。1956年，法国殖民当局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力量矛盾激化，武装冲突升级。与那些被雪茄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不同，加缪展开了绝望的最后行动：飞抵阿尔及尔，在冲突双方斡旋，呼吁休战。他愈坚持理性和解，和解就愈发遥远。最终，加缪决定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意保持公开沉默。

　　这种沉默引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和愤怒，但他无愧于心，“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但固执的沉默最终于1957年被打破。当在咖啡馆获悉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脸色苍白，极为不安：他意识到，老欧洲在邀请他开口，沉默不是解决方法。

　　在颁奖现场，无人关注文学问题，一群阿拉伯青年冒出来谩骂这位沉默者。加缪怒气冲冲地回答：“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

　　加缪一生关注个体的生命尊严。“这个世界的痛苦和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提供真理，只提供爱的对象。荒诞是君主，但是爱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避免生灵涂炭》中牧师昂德雷·特毫克每的话，正是加缪人道主义精神的写照。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