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们这样怀念加缪的信念(2)

　　（上接B04版）

　　哲学加缪

　　“普通思想家”从来不是兴奋剂

　　中国的学者历来重视思想和哲学，比较深奥的哲学概念更容易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郭宏安认为,加缪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生活中的荒诞，达到追求幸福的目的。”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更容易被概念裹挟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提出的实际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但伸手可及的幸福，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

　　尽管郭宏安曾对媒体表示“在中国，加缪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的初衷并不是号召大家都来讨论加缪，因为“进入加缪是一个缘分问题。”

　　萨特在上世纪80年代众多引入中国的西方作家之中独领风骚。中国的知识青年们通过一本《萨特研究》和萨特相遇，并为之热血沸腾。萨特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之一。和萨特在中国受到的热捧相比，加缪在中国的讨论就显得不那么势头强劲。特别是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出版之后，加缪在国内的译介活动似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就这一现象，袁筱一认为，译介是一种相逢，是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土壤的产物。它与作品在本土语言文学历史上的遭遇一定有差别。“萨特有‘存在主义’的标签，有大部头的哲学作品。加缪则不同。他的《西西弗的神话》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试图建立哲学方法框架的野心相比，尽管哲学内涵丰富，但基本上属于哲学小品类的。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革命是很吸引人的，萨特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并且他也乐于把自己做成一个标签。这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近似于兴奋剂的作用。而加缪则更理性，更平静。”

　　上世纪80年代，加缪的主要文学作品陆续传入中国。和《鼠疫》《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正义者》这些文学作品比起来，其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进入中国相对较晚。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杜小真饱含真情地写道：“加缪这位崇尚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家，具有先哲的清醒和冷峻，但他又是受地中海阳光海水哺育的文学家，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感受，他对严肃的人生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就是这貌似平淡的答案不知震撼了多少麻木的心灵，又不知激励过多少破碎的灵魂！”她引用了法国人格主义代表人物莫尼埃的话：“还没有人曾像加缪那样歌颂身体的伟大：身体、爱抚、创造、行动，人类的高贵于是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

　　从陆续译入中国的加缪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不信来世的坚定的人，不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不为了某种目的或为了适应某种偏见而生活。他炽烈地活着，潇洒肆意，同时又对周遭怀有谨慎的机警和近乎偏执的热忱。他讨论荒谬，在茫茫宇宙之中找寻自由的理由，他义无反顾地活着，站在战后那个冷漠荒芜的时代边缘，唱出一曲曲饱含热情的悲歌。

　　他召唤着人们去走近他，检视他，咀嚼他，消化他。于是才有了杜小真这样的译者，为了译介和理解他，耗掉一生中的大半时光。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杜小真还在外语学校教法文的时候，有一位外校聘请的法国年轻的哲学专家和她关系不错，为她带来了各种法文的杂志和书籍。从这些书中间，杜小真和加缪的《局外人》相遇。初读的体验只有四个字——“震撼很大”。

　　将近四十年之后，她在写一篇叫做《哲学大师阿尔都塞》的文章末尾，特地提到了加缪：“加缪这个非高师出身的‘普通思想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反对不重视个体，不重视个体现实生活，反对用虚无缥缈的未来牺牲今天。他用文学形式得以更加深刻地表现普通人、穷苦人的生活和心灵，他对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早有预见，被称作‘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的见证人’，虽然很多同代人对其‘简单水平’不以为然，但历史证明他的‘普通’陈述的正确，证明他表达的常识切中要害。”

　　她说：“世间的道理原本是简单、明了的。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是要引导人们好好生活，不是把理论思考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实践，更不是设立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高尚目标，把它作为统治、衡量一切的准则，要求所有人为之奉献和牺牲。”由此可见加缪对她的影响之大。

　　在《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荒谬美学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踪迹》一文中，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提到了杜小真翻译的《西西弗的神话》是如何影响了一批中国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的。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中写“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唆，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或许，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作家的文字，仍会隐约透露出受到加缪浸润的痕迹。

　　影像加缪

　　如此好奇他的人生

　　2013年，为了纪念加缪百年诞辰，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这本影像集收录了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珍藏的家庭照片、报纸影像、手稿等资料，“为了重现他的笑、他的随意和他的宽容，为了重现这个赋予我生命的亲切、热情的人。为了展现阿尔贝·加缪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书中的文字部分摘自加缪的笔记，由郭宏安亲自翻译。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旸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本书在出厂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到现在已经断货两年多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喜好，这本影像集会在今年改版加印。加缪的主要译者郭宏安将继续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完成《加缪笔记：1935-1959》（暂定名，选译本）的翻译，这本书预计会在明年年初出版。

　　虽然当初出版《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时，宋旸并没有料及它的市场反响如此热烈，因为加缪的作品从来都是长销书，不大可能有爆炸性的销量。“对于读者口碑，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对于销量的估计还是比较保守。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定价还是算偏高的。”在宋旸看来，这本影像集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整本书传达出的“在世为人，勉力为人”的精神，对于热爱思考、热爱生活的读者而言，充满了信念的力量。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在这本影像集中，将加缪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起源、觉醒·行动、反抗、孤独·团结。加缪曾在《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写一个艺术家临终前说出了一个词，但旁人听不清楚他究竟说的是“孤独”（solitaire）还是“团结”（solidaire）。孤独还是团结，反抗还是沉默，正义还是自由，或许是加缪一生的困境。他的思想始终在发展，始终在调整着方向。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倾其一生探究自由和正义，反思自由和正义变为绝对诉求的危险性。加缪47岁即以荒诞的方式死于车祸，因此，我们无法想象80岁的加缪，面对变幻莫测的时代，会和我们说出怎样振聋发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