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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这样怀念加缪的信念(2)

2016年08月1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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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的译本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以“新知文库丛书”的形式出版。这一“文库丛书”由甘阳主编,共有十册,32开本,尺寸只有787×96毫米。除了这本《西西弗的神话》之外,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文本已被后人遗忘。
人们念着他的那句“没有生活的绝望就没有生活的爱”,被“这个世界的巨大的孤独是我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打动,我们同时也感受到自身承担无意义世界时的孤立无援,能体察自己在人群中想要反抗却无从反抗的窘态,用力思考关乎人的自由、尊严、生存和死亡的课题。
《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
[法]卡特琳娜·加缪 郭宏安译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1月

  (上接B04版)

  哲学加缪

  “普通思想家”从来不是兴奋剂

  中国的学者历来重视思想和哲学,比较深奥的哲学概念更容易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郭宏安认为,加缪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生活中的荒诞,达到追求幸福的目的。”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更容易被概念裹挟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提出的实际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但伸手可及的幸福,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

  尽管郭宏安曾对媒体表示“在中国,加缪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的初衷并不是号召大家都来讨论加缪,因为“进入加缪是一个缘分问题。”

  萨特在上世纪80年代众多引入中国的西方作家之中独领风骚。中国的知识青年们通过一本《萨特研究》和萨特相遇,并为之热血沸腾。萨特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之一。和萨特在中国受到的热捧相比,加缪在中国的讨论就显得不那么势头强劲。特别是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出版之后,加缪在国内的译介活动似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就这一现象,袁筱一认为,译介是一种相逢,是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土壤的产物。它与作品在本土语言文学历史上的遭遇一定有差别。“萨特有‘存在主义’的标签,有大部头的哲学作品。加缪则不同。他的《西西弗的神话》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试图建立哲学方法框架的野心相比,尽管哲学内涵丰富,但基本上属于哲学小品类的。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革命是很吸引人的,萨特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并且他也乐于把自己做成一个标签。这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近似于兴奋剂的作用。而加缪则更理性,更平静。”

  上世纪80年代,加缪的主要文学作品陆续传入中国。和《鼠疫》《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正义者》这些文学作品比起来,其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进入中国相对较晚。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杜小真饱含真情地写道:“加缪这位崇尚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家,具有先哲的清醒和冷峻,但他又是受地中海阳光海水哺育的文学家,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感受,他对严肃的人生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就是这貌似平淡的答案不知震撼了多少麻木的心灵,又不知激励过多少破碎的灵魂!”她引用了法国人格主义代表人物莫尼埃的话:“还没有人曾像加缪那样歌颂身体的伟大:身体、爱抚、创造、行动,人类的高贵于是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

  从陆续译入中国的加缪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不信来世的坚定的人,不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不为了某种目的或为了适应某种偏见而生活。他炽烈地活着,潇洒肆意,同时又对周遭怀有谨慎的机警和近乎偏执的热忱。他讨论荒谬,在茫茫宇宙之中找寻自由的理由,他义无反顾地活着,站在战后那个冷漠荒芜的时代边缘,唱出一曲曲饱含热情的悲歌。

  他召唤着人们去走近他,检视他,咀嚼他,消化他。于是才有了杜小真这样的译者,为了译介和理解他,耗掉一生中的大半时光。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杜小真还在外语学校教法文的时候,有一位外校聘请的法国年轻的哲学专家和她关系不错,为她带来了各种法文的杂志和书籍。从这些书中间,杜小真和加缪的《局外人》相遇。初读的体验只有四个字——“震撼很大”。

  将近四十年之后,她在写一篇叫做《哲学大师阿尔都塞》的文章末尾,特地提到了加缪:“加缪这个非高师出身的‘普通思想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反对不重视个体,不重视个体现实生活,反对用虚无缥缈的未来牺牲今天。他用文学形式得以更加深刻地表现普通人、穷苦人的生活和心灵,他对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早有预见,被称作‘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的见证人’,虽然很多同代人对其‘简单水平’不以为然,但历史证明他的‘普通’陈述的正确,证明他表达的常识切中要害。”

  她说:“世间的道理原本是简单、明了的。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是要引导人们好好生活,不是把理论思考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实践,更不是设立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高尚目标,把它作为统治、衡量一切的准则,要求所有人为之奉献和牺牲。”由此可见加缪对她的影响之大。

  在《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荒谬美学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踪迹》一文中,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提到了杜小真翻译的《西西弗的神话》是如何影响了一批中国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的。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中写“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唆,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或许,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作家的文字,仍会隐约透露出受到加缪浸润的痕迹。

  影像加缪

  如此好奇他的人生

  2013年,为了纪念加缪百年诞辰,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这本影像集收录了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珍藏的家庭照片、报纸影像、手稿等资料,“为了重现他的笑、他的随意和他的宽容,为了重现这个赋予我生命的亲切、热情的人。为了展现阿尔贝·加缪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书中的文字部分摘自加缪的笔记,由郭宏安亲自翻译。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旸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本书在出厂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到现在已经断货两年多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喜好,这本影像集会在今年改版加印。加缪的主要译者郭宏安将继续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完成《加缪笔记:1935-1959》(暂定名,选译本)的翻译,这本书预计会在明年年初出版。

  虽然当初出版《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时,宋旸并没有料及它的市场反响如此热烈,因为加缪的作品从来都是长销书,不大可能有爆炸性的销量。“对于读者口碑,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对于销量的估计还是比较保守。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定价还是算偏高的。”在宋旸看来,这本影像集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整本书传达出的“在世为人,勉力为人”的精神,对于热爱思考、热爱生活的读者而言,充满了信念的力量。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在这本影像集中,将加缪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起源、觉醒·行动、反抗、孤独·团结。加缪曾在《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写一个艺术家临终前说出了一个词,但旁人听不清楚他究竟说的是“孤独”(solitaire)还是“团结”(solidaire)。孤独还是团结,反抗还是沉默,正义还是自由,或许是加缪一生的困境。他的思想始终在发展,始终在调整着方向。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倾其一生探究自由和正义,反思自由和正义变为绝对诉求的危险性。加缪47岁即以荒诞的方式死于车祸,因此,我们无法想象80岁的加缪,面对变幻莫测的时代,会和我们说出怎样振聋发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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