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生命片段，看活生生的加缪

　　“人是怀着几个熟悉的观念活着的。两到三个，我们根据社会和碰巧遇到的人，来修正并改造它们。”加缪曾经如此写道。而这段话也是我们理解加缪的线索。

　　在最近出版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中，泽拉塔斯基将加缪生命中的四个有标志性的生命片段截取出来：1939年作为记者；1945年作为审判者；1952年作为论战者；1956年作为缄默者。

　　通过这种并非面面俱到的切入方式，泽拉塔斯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鲜活的加缪，同时令我们看清加缪思想与写作发展演变的轨迹。

　　记者 1939

　　1935年秋天，加缪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主义。同一时期，他开始通过戏剧、写作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加缪的这些公开行动令法国共产党印象深刻，希望能够利用加缪的能量为其事业服务。而对加缪来说，一方面，戏剧或写作是他介入现实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加缪也需要能够让他边写作边维持生计的途径。于是，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加缪和地方报纸《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建立了联系。

　　1938年12月，加缪在这份报纸上刊发了他的第一篇署名新闻稿，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这篇新闻稿讲述的是加缪对阿尔及尔的一艘监狱船的探访经历。这篇记者生涯的“处女作”很好地预见了加缪日后写作及关注的主要对象：那些“被从人类中划掉的人的奇特的命运”。1939年6月开始，加缪发表了一系列发自卡比利亚的报道，对生活在卡比利亚的柏柏尔人在当局统治下糟糕的生存境况进行了揭露。他敏锐地观察到，柏柏尔人糟糕的生存境况是当局的民族主义政策造成的，而当局却把这些惨况归结为是柏柏尔人自身落后的习俗及观念的结果。柏柏尔人无法接受平等的教育，官方分发的谷物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柏柏尔族的孩子甚至和狗争抢残汤剩饭……这些政策及管理上的不平等是如此明显但同时又如此容易被遮蔽，加缪的报道传递了有力的信息：这些人的不幸绝不能被“油腔滑调的说辞或者沉思冥想”所遮掩。

　　在这一段记者生涯的末尾，最终帮助加缪成为一个道德主义者。他成长为真相的揭露者，也同样开启了令自己不得安宁的思想、写作与行动。

　　审判者 1945

　　随着1942年《局外人》在法国的出版，加缪的名声日益建立。对此，加缪自己写道：“30岁，几乎是一夜之间，我成了名人。我并不后悔，我日后可能因此而做恶梦。现在我知道了名声是怎么回事，它什么都不是。”

　　世界一直在检验和质疑着每个人的观念，而加缪把对自我的拷问公之于众。其中一则拷问，是战后法国对作家罗伯特·巴西拉奇的审判。巴西拉奇因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为法西斯辩护而臭名昭著。1940年，法国战败后，巴西拉奇成了通德卖国者中最得力的代言人：“和犹太人完全隔离，哪怕一小块也不能留”，他提倡实施法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就像西班牙的佛朗哥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而在战后对巴西拉奇的审判中，马塞尔·埃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作家站出来，请求对巴西拉奇的赦免，他们认为巴西拉奇是位难得的聪慧的作家，如果这颗头脑被永远地扼杀了，对法国知识界来说“将是一笔损失”。同时，莫里亚克也对巴黎解放后，人们的复仇情绪和过度反抗表示警觉及厌恶。

　　或许是出于加缪在法国知识界已经举足轻重的地位，1945年1月，加缪收到了马塞尔·埃梅寄给他的信，以及巴西拉奇的申诉书，希望加缪能够在申诉书上签字，加入为巴西拉奇呼吁赦免的队伍。而加缪看来，在实施正义时，不应当有丝毫让步。他宣布：克制，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不是一种美德。“我们的世界不需要不冷不热的灵魂。它需要燃烧的心，知道怎样把克制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然而，仅仅在几周之后，加缪就开始怀疑起这种毫不妥协的正义所具有的逻辑性。1945年1月25日的夜里，他在工作室里来回踱步了一夜，考虑怎么回应签署申诉书的请求。最终，在他冥思苦想的最后，他回归了他在战前的观念：我们不能以抽象原则的名义去杀害一个人。他想到了他一直坚称的“道德想象力”，最终，他认为：我们至少要运用自己的道德想象，甚至，或许是尤其，对于巴西拉奇这样的人也应如此。加缪在申诉书上署了名。

　　戴高乐在查阅了巴西拉奇的档案、加缪、莫里亚克署名的申诉书之后，最终拒绝了赦免的请求。2月6日，巴西拉奇被行刑队处决。而这件事把加缪从政治辩论带回到小说写作，他在这个阶段开始写作《鼠疫》，而《鼠疫》可以看做是对这场有关正义与道德的审判的一种新的延续方式。加缪在这一时期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宣布：“莫里亚克先生是对的，我是错的。”而同时，加缪珍视这场真正的对话：双方都坚持保有自我，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论战者 1952

　　在加缪与萨特尚未结识之时，他们甚至已经通过阅读和评论对方的作品表达欣赏。1943年6月，在萨特剧作《苍蝇》的首演式上，两人初次见面，加缪一下子就认出了萨特，两人自此发展出各自生命中最重要的友谊。

　　1951年，加缪发表《反叛者》。其中，加缪提出应当坚持“纯粹的反抗”、反对革命暴力，这引发了加缪与萨特在杂志上的公开论战，最终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而在此前的八年，加缪与萨特已成为彼此的挚友。

　　在《反叛者》发表后，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在1951年到1952年间刊发了多篇批评加缪《反叛者》的文章，包括布勒东和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的批评。杂志编辑、年仅25岁的作者让松批判加缪的长篇书评，成为萨特与加缪公开笔战的导火索。

　　加缪在《反叛者》中力图论证，理想主义的信念可能演变为简单而僵化的教条；致力于解放人类的革命，可能演变为恐怖政治。真正的反抗应该是：反抗者不说谎并承认自己的无知；反抗者既要拒绝被奴役也要拒绝奴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反抗者都必须拒绝专制统治。

　　而让松对加缪式反抗的主要指责则认为：加缪过于沉溺于个人反抗而脱离了阶级反抗；提倡无条件非暴力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暴力。

　　加缪怀疑让松的这篇文章是受萨特的指使而写，感到友情受了伤害。加缪写了著名的“致主编先生”一信，将矛头对准萨特。萨特则回复：“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这场“争吵”之后，两人最终走向了决裂。

　　缄默者 1956

　　1956年1月，成千上万的欧洲阿尔及利亚人和阿拉伯阿尔及利亚人蜂拥至政府广场，呼吁阿尔及利亚“黑脚”们长期享有的那些权利永远不应当被剥夺。

　　而此阶段的加缪，开始怀疑起这种早先的冲动。环顾挤满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阿尔及尔，他相信这些人注定要生活在一起，但是，同样的两个民族似乎也注定要将对方杀死。

　　1954年阿尔及利亚陷入分崩离析之时，加缪就在他的笔记里进行了反思：“大量重复的主张将等同于行动，并很快引发行动。于是，胜利的一方在胜利的那天将会有足够多的指控，而失败者们则不断地逃避自己的负罪感。”

　　在这样的循环中，双方声称只有自己占有真理。他们对自己撒谎，对他们的对手撒谎，而这是真正的犯罪，把阿尔及利亚淹没在彼此的血泊之中。加缪对这样的循环、甚至对语言批判，产生了怀疑与动摇。

　　这一时期，加缪陷入了经常性的沉默。但这种沉默是指他在公共话语上的沉默，他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私下里他仍然和一些走得近的朋友谈起这些“个人悲剧”。

　　更重要的是，尽管加缪没有发表公开讲话，但仍然坚持私下的行动。他写了150多份上诉书，替那些面临牢狱之灾或者死刑的阿拉伯人辩护。还曾给总统科蒂上书，请求赦免几位武装分子。

　　而不论加缪是否公开发声，我们看到，对加缪来说，阿尔及利亚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的生命。如同他对待任何一个其他的生命一般，他看到的，永远是世界活生生的存在。

　　前翻译时代 微弱而有声

　　1940年

　　阿尔贝·加缪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出版物的公开出现，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罗大冈发表于1948年《大公报·星期文艺》的《存在主义札记》就对加缪有所提及。最早较为完整地介绍加缪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法语教授兼翻译家吴达元。他在《大公报·图书周刊》第21期（1947年6月21日）发表了《名著评介：<加缪和悲剧英雄>》一文，用加缪自身“人生是荒诞无稽的”哲学观来阐释《局外人》。

　　1961年

　　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内部”发行了孟安根据1958年法文翻译的加缪短篇小说《局外人》，但他仅仅是作为“反面教材的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书籍”，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之用的内部读物。

　　1978年

　　《世界文学》的第一期发表了由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短篇《不贞的女人》，随后《译林》杂志也刊登了《加缪和荒诞派》一文。加缪式的荒诞感，是历经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真实写照。因此加缪的书籍在中国还未出版，学界已然对这位存在主义者抱有强烈兴趣。

　　黄金十年 众作齐备

　　1980年

　　加缪真正广泛进入中国读者视野，是在八十年代的“存在主义热潮”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0年的“外国文艺丛书”中，首次出版了汉语本的《鼠疫》，由顾方济、徐志仁翻译。同年，《外国文学》杂志刊登了加缪另一篇小说——《沉默者》。这部表达下层人民对自身命运探索的作品，是加缪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工人阶级的贯注，它能率先被翻译，绝不是偶然的。

　　1982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袁可嘉、郑克鲁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中收录有《局外人》，这是后来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小说之一，是存在主义者笔下荒诞感的典型代表。与以上两部小说同时流行的，还有他的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加缪解释说，“流亡用其特有的方式给我们指出了道路，我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拒绝奴役和占有”。在加缪的哲学世界中，人一旦认识到生命荒诞性，便由此获得了觉醒。那么下一步就该设法寻求解决的途径，解决的途径就是反抗。流亡，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抗。

　　1984年

　　最初把《西西弗的神话》引介入国内时，上海三联书店只选取了其中一章——《基里洛夫》，纳入《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之中。这是《西西弗的神话》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1985年

　　郭宏安出版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首次收录了完整的《流亡与独立王国》各个短篇，同时包含加缪另外两部重要小说——《局外人》、《堕落》。而后者，是加缪的自述、忏悔和清算。

　　1986年

　　漓江出版社发行了《正义者》（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收录了加缪剧作三种——《卡利古拉》、《误会》、《正义者》。这使得中国读者发现加缪在小说之外的戏剧世界的丰饶性。八十年代末，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杜小真译《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杜小真的翻译使加缪的话语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独特的影响。

　　重译与再版旋风 愈加清晰的显影

　　1994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品化经济如大浪奔袭，人文精神荣光为之吞噬而消失殆尽。在一种普遍性的遗忘中，依然有人默默翻译着他的作品。1994年，余中先在节译了加缪遗作《第一个男人》（即第一个人），而世纪末译林出版社的《加缪全集》，由郭宏安、袁莉、顾方济和徐志仁等联合翻译，保留了加缪不少小说的未完成形式，企图向我们传递作者意外死亡所留下的空白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惊骇。

　　2002年

　　“加缪在中国”译介活动的高潮，是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加缪全集》，柳鸣九和沈志明主编。这一套全集不仅重译了《局外人》和《鼠疫》，还翻译了他生前所有剧本、政论、文论、演讲等全部作品。加缪的孤寂魂灵，在中国出版地图中，有了愈加清晰、棱角毕现的显影。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康春华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婷 本版图片/加缪影像图片版权归译林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