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9:书评周刊·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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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在中国 让我们等一等时间

2016年08月1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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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中国三部曲”。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的非虚构写作近几年大受欢迎。

  2001年,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考取中国驾照。之后的七年,他开一辆租来的破车,带上一本中国地图册,由北京沿长城一路西行,横跨北疆万里,访问城镇农村,2009年他写下《寻路中国》,在美国很畅销。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最早在《纽约客》上读到何伟的文章,被深深吸引。事实上,这位《纽约客》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写下了多篇观察中国的纪实类作品,其“中国三部曲”包括2001年的《江城》、2005年的《甲骨文》、2009年的《寻路中国》,可是它们在中国的出版顺序是倒过来的。

  算起来,张吉人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何伟的人。2011年把何伟带给中国读者,销量超过他的预期。2013年,“译文纪实”品牌正式成立,张吉人和同事陆续把优秀的英文和日文纪实作品带到中国。目前“译文纪实”系列囊括了包括《寻路中国》、《打工女孩》、《少林很忙》、《两个故宫的离合》、《无缘社会》以及《末日巨塔》在内的多部外国纪实文学作品。

  视角 从“外国视角看中国”说起

  外国纪实文学作品,有个更专业的名称:非虚构。但这是一个奇怪的词,英语中叫“nonfiction”,直译就是“非小说”,它不说某部作品“是什么”,而说它“不是什么”。

  “非虚构”的说法,从一开始就带上美式烙印。20世纪中叶,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发表《冷血》,诺曼·梅勒写下《刽子手之歌》,两部作品都以杀人犯为主角,取材于真实案例,采访的深度之强,不亚于写大部头长篇小说,《冷血》的副标题干脆就叫“非小说文学作品”。这种“非虚构小说”写法,在当时甚至被誉为“当代文学的巅峰”。1973年,汤姆·沃尔夫编辑出版了文学选集《新新闻》,收纳了美国不少杰出的非虚构作家的作品。于是,美国兴起了“新新闻主义”或“非虚构小说”的浪潮。

  在中国,“非虚构”成为一种写作潮流,大约开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首创的“非虚构”专栏。当年,此专栏集中发表梁鸿的《梁庄》、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和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不少作家开始避开虚构创作,来到都市企业、田间宅头,甚至以田野调查或翻阅历史卷宗的方式,记录现实生活中群体或个体的口述和记忆。

  中国非虚构文学图书逐渐增多,知名的有《中国在梁庄》、《我从新疆来》、《巨流河》,还有引起鲁迅文学奖争议的《瞻对》等。与此同时,中信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都开始涉足非虚构文学,中信社还为此创建了一个非虚构类纯电子书品牌“中国故事”。但专门做非虚构图书出版的,似乎还是上海译文的“译文纪实”,它已成为一个固定的丛书品牌形象,从2013年至今打造了一系列非虚构畅销书。

  去年,“译文纪实”相继推出《与荒原同行》、《最后的熊猫》等五部国外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成为“译文纪实”系列新成员。事实上,此前无论是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还是2014年的《奇石》与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都持续引发人们对非虚构的讨论。

  但在五六年前,国内的非虚构文学市场还非常冷清,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热潮,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九十年代就日渐沉寂,此后一直未得发展。

  张吉人2003年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后一直做学术出版,直到2008年才转向大众图书,一直希望做有市场但又具备内容价值的大众书。他所在的社科编辑室,不能做虚构作品,主要做人物传记、科普和历史等图书,而他对美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也对《纽约客》、《亚特拉大》等网站上刊载的非虚构作品持续关注。2008年,他引进了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末日巨塔》,该书描绘了“9·11事件”背后的基地组织,作者因之获得普利策奖。这本书印了15000册,基本卖空,张吉人对非虚构的中国市场有了信心。

  2009年何伟的《寻路中国》在美国出版,张吉人觉得“一个外国人写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很少有这样独特的文本”,他陆续引进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本本好卖,《寻路中国》的销量更是超过了20万册。张吉人发现,何伟作品的热销,说明“外国视角看中国”的书有巨大市场。此后,他们继续引进这方面的非虚构作品,但关注领域略有不同:人口迁徙(《打工女孩》)、城市拆迁(《再会,老北京》)、少林故事(《少林很忙》)等,“译文纪实”最响亮的招牌,就是这些“外国视角的中国观察”。

  真实

  “科学写作”或成非虚构重要一环

  此时,张吉人却决定暂停。“‘译文纪实’品牌,并非仅仅想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中国,而是要通过故事进入真实”。

  故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怎样的故事可以进入非虚构系列?“我要关心这本书是否提供我不知道的东西,是否带我看见世上我不知道的事”。追求文学性和真实性的平衡,是“译文纪实”挑选作品的标准。

  也许因为非虚构的碗太大,才有诸多争议。在国内首先扛起非虚构旗帜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提到在《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栏目的初衷,坦言当时要发一个作者的自传,却找不到合适栏目,“不像小说,不像报告文学,说散文也不妥当。最后造了个什么都可以装的乾坤袋,就叫‘非虚构’”。至于文学评论界对于非虚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间的名目纠缠,李敬泽觉得没必要急着下定义,“大家先去探索,跑马占地,播下种子,看看能长出什么再说。”

  张吉人也不在意这名目之分,除了“外国视角看中国”,他觉得“科学写作”(国内叫“科普写作”)也是非虚构的重要一环,欧美市场每年都有大量科学题材的非虚构图书。

  2015年,“译文纪实”系列的主题是环保,属于科学写作门类。从前,类似《寂静的春天》这样有关环保的自然文学经典文本在国内一直很尴尬,然而这两年随着环境持续变坏,雾霾、水污染、生物多样性恶化这些议题,逐渐进入国人视野。

  环保要成为社会热点,需要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中产阶级的成形,他们对空气和水质等开始提出更高要求。张吉人认为这样的环境使得环保话题已能够占据公众视线。这一年,国内一部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传播效果轰动,成为某种程度上“环保话题”的催化剂。

  译文社科编辑室当时觉出,环保已成热点词,且具有市场转化力,于是集中做。2015年五本新书中,四本与环保有关,且各有特色。《最后的熊猫》写野生动物保护,《与荒原同行》写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大灭绝时代》写全球生态现场和物种灭绝,而《汤姆斯河》则记录了化工污染和美国的“癌症村”。最终,四本书都销售一空,可见环保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性话题。

  反思

  非虚构阵地的公共信任危机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外国视角看中国”,还是科学写作,甚或其他社会题材,已出版的“译文纪实”作品很多都出自媒体人:记者。虽然李敬泽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学写作,和新闻特稿不同,但无可否认这个领域和记者群体还是关系紧密。

  究其原因,张吉人说,“在国外,很多撰稿人是某领域专业记者,比如法律、社会、科学等,他们把日常受雇于媒体写的文章积累下来,再扩展成书。他们了解这个行业,将素材积累起来打磨成为很好的作品,譬如有人研究恐龙灭绝都能写成一本可读性强的书。但在中国,很少人愿意投身于此。”

  所以在中国,也就产生了某种非虚构写作的公共信任危机。青年评论家张定浩对中国当下从特稿生发的非虚构作品存有困惑,也代表了很多读者的心声,“如今我们所读到的非虚构,也许更多意义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非虚构,基于几次采访、几次长谈而成,这与我理解的非虚构不一样。国外作家的许多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跟写作对象朝夕相处。在这样的相处中抓住细节,然后像做电影后期一样剪辑在一起,找出一条线索,给出启示,这是我理解中的非虚构。”

  的确,仅靠几次采访就促成的非虚构写作,很难经得起读者的检验。然而,待遇或者大环境或成为中国媒体人的苦衷,张吉人说,“在美国,许多类似何伟这样的作者,在给媒体写稿的同时,也有个人的写作计划。比如张彤禾,本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为了写《打工女孩》而辞职,有出版社愿意给她一笔创作预付金,保证其一年正常生活。可是国内很多记者,手头故事多,但既没有时间写,也没有出版社提供物质支持。”

  尽管如此,张吉人对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依然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欧美社会发展至今,其阶层和文化结构已趋于稳定,没有太多戏剧性故事了,“但中国当下剧烈的社会变革,给非虚构写作却提供了一座‘富矿’”,而“译文纪实”系列的出版,“更是为了刺激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阵地在中国能否壮大,除了依靠写作者本身的眼界和技巧之外,出现如《纽约客》这样的发表平台,以及图书市场的成熟,都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其写作队伍的关键。

  张吉人坚持,非虚构作品的读者增多,会反哺创作。“读者基数上升后,鉴别力也会提高,他们需要更深的洞见,几次采访就写成的作品无疑就要淘汰。而培育读者,不是几家出版社可以办成的,让我们等一等时间。”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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