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向下属借钱强制上报宜成通例

　　■ 社论

　　公职人员有其特殊身份属性，为防止“明借暗贿”的新型腐败形式，要求官员向下属借款向上报告无可厚非。

　　据报道，深圳将对预防腐败“立法”——《深圳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征求意见稿)》8月11日起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设立了借贷活动限制制度，“国家公职人员向下属工作人员、管理或者服务对象借款或出借款，期限超过三个月或者金额超过本人一年工资总额的，应当在借贷行为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向所在单位报告。”

　　深圳拟立法明确公职人员向下属超额、超期借贷行为应当报告制度，在国内开了先河，算是创新性防腐措施。尽管还在征求意见阶段，但该规定甫一公布，就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

　　有不少人认为，私人之间的借款属于民事法律认可的民间借贷行为，只要按照借贷合同条据履行债务关系，那就是个人的债务往来，又何必限制其自由？

　　这看似有道理，却罔顾了公职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在当前的单位文化基础和上下级依附关系框架下，上级向下属借钱，确实容易成为腐败的灰色地带。之前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发布的《2015年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就显示，在中央和地方严惩职务犯罪的大背景下，一些腐败分子“另辟蹊径”，一种以“借钱”为表现形式的新型受贿犯罪屡屡发生。之前就有贪官用“借钱”为受贿行为辩解的先例。

　　本质上，官员向下属借贷向单位报告，不影响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而是基于利益避嫌原则作出的隐秘性让渡。毕竟，“明借暗贿”的腐败形式确实值得警惕。

　　此前最高法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就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应当认定为受贿；有些即使出具了书面借款手续，但结合七个方面的因素，即有无正当、合理借款事由，款项的去向，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等，将借款是否为受贿犯罪予以厘清。

　　对有些官员来说，借钱与受贿，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尽管深圳新规在国内尚属首创，但在国外早有先例。新加坡现行《反贪污法》及《公务员指导手册》均规定，公务员不能向下属借钱；如果向亲友借钱，不得超过3个月的薪俸。而深圳新规同样从金额与期限两方面做出了限制性规定，这也是为了让预防更精准，还可及时掌握公职人员的财务现状，防止其因手头紧张而误入歧途。

　　官员向下属借钱强制上报，宜成为通例，而不是“例外情形”。当然，最好的制度设计也须执行到位才行，否则便形同虚设。官员上报，还得与单位和组织对借款行为的正当性审查、借还款过程的监督配套。

　　对于官员向下属借贷不上报的情况，条例第62条明确了违规的处理办法：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具有监督职责的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但这太过于原则，什么情形下才构成“情节严重”、给予何种处分，处分层次怎样跟违规情形对应，应当再予以明确，使得该制度的刚性充分显露。

　　也只有加强合规审查和完善违纪惩戒措施，官员向下属借钱强制上报才能震慑人、出实效，尽早形成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