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病人”

　　“我甚至想过我儿子跳楼，从高处落下，恩怨从此一笔勾销。”高杨的儿子高多现在是山东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以下简称“网戒中心”）的一名“患者”，高杨二十四小时陪护，连续四个月了。

　　“我是他父亲，又不能亲手杀了他，他要是像以前那样，就要折磨我一辈子。”高杨脸涨得通红，摊开双手说，网戒中心，是他最后的希望。

　　在网戒中心，跟高杨一样的家长有许多，他们慕名而来，希望网戒中心能治愈孩子的“病”。

　　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12岁，最大的40多岁，大部分介于15到25岁之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里面过着军事化管理的生活，接受“电击治疗”。

　　在此前媒体诸多报道中，网戒中心被称为“集中营”，网戒中心创办人杨永信被称为“恶魔”。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方法。但7年过去了，杨永信和他的网戒中心并未停歇，仍有少年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

　　面对质疑，8月18日，杨永信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应，“电击”，是他生物治疗的一部分。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像医生，也像教育家，我本来想考师范当老师的，后来阴差阳错当了医生。”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认为自己是在治病救人。

　　“13号治疗室”

　　高杨说，“现在假期，很多家长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送孩子来治疗，床位已经满了。”

　　8月17日，有两个外地的家长带着孩子，提着备好的生活必需品来到网戒中心，发现床位已满，失望而归。

　　网戒中心在一栋六层的楼上，占了二、三两层。内部空间格局和医院相似，有治疗室、活动室、教室，学生宿舍也在里面，宿舍里摆着四到五张一米宽的床铺，床铺上的被子叠成了豆腐块。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步梯两边，用绳索结成的网封锁着。

　　杨永信说，很多孩子被家长送来，情绪激烈，这些网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成立于2006年1月的临沂网戒中心，隶属临沂第四人民医院，这家医院以治疗精神疾病见长，前身是临沂市精神病医院，后更名为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

　　在这家医院的官网上，把网戒中心称作“心理康复一病区”，并作为特色科室推荐。

　　目前网戒中心有医务人员二十多人，其中六名医生，两名心理咨询师，十三个护士，都由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统一招聘，人员编制属于第四人民医院，薪水由第四人民医院发。杨永信为中心主任。

　　杨永信说，至今，网戒中心收治过6000多名孩子，最高峰时同时有300多名孩子在此接受治疗。

　　在里面接受治疗的孩子，相互以“盟友”相称。

　　盟友们回忆，在接受“电击”的时候，像有无数个针孔扎了进去，每一个细胞都在疼，而接受“电击”的时候，有人按住自己的手脚，有人捂住自己的嘴巴。

　　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这个盟友们谈之色变的房间不到二十平米，里面只有一个床铺，铺着蓝色的床罩，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几台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仪。

　　盟友所说的电击，也包括低频脉冲治疗仪的治疗。

　　2009年之前，网戒中心采用电休克治疗，治疗的时候，需要将患者的手脚捆绑住，并用护齿类的工具塞入患者口中，防止患者在治疗时抽搐咬伤自己，然后接通电流，置于患者前额两侧诱发抽搐达到治疗效果。

　　杨永信说，电休克治疗仪器最高电流可以达到100毫安，可致人短暂的意识丧失。

　　这种治疗方式，曾在2009年，被多家媒体质疑——认为这是对青少年的身心虐待。

　　临沂第四人民医院一名领导表示，“因为那次争议，医院压力大，网戒中心差点关掉。”

　　风波过后，杨永信和临沂网戒中心淡出媒体视野，甚至一些在这里接受过治疗的盟友都认为已经关门了。

　　不过就在近日，杨永信再次走进人们视线，有网友爆料——“电击”疗法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仪器。换后的仪器，正是低频脉冲治疗仪。

　　“治疗方式是两根针扎进虎口，然后对两根银针进行通电。”杨永信说，这种治疗仪对功率进行限制，痛感不如之前的电休克疗法。

　　记者了解到，从2006年网戒中心创办至今，“电击”从未间断。

　　在杨永信的博客中，也一直未停止对网戒中心的宣传。

　　其中一篇文字称“网瘾”是一种病，简称iads，虽与艾滋病（aids）缩写字母有所差别，但对于那些网络成瘾的孩子家长来说，危害和艾滋病一样可怕。

　　“我之所以能够办下去，这里政府支持我办下去，是因为都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杨永信说。

　　据公开资料，今年4月，临沂市科技局在网戒中心召开了由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科研课题“网瘾戒治综合干预（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科研成果综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在国际上具有显著创新性，居国际先进水平，建议进一步扩大推广应用的范围。

　　“噩梦”

　　目前，网戒中心有130多名盟友在家长陪同下治疗。他们身着迷彩短袖，对面是一百多名家长，保持着同样的坐姿。看到记者和杨永信一众人，刷地一声起立。

　　但很多“盟友”称自己是被父母强制送到网戒中心，或者被“骗”到网戒中心的。

　　盟友们介绍，网戒中心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早操，上午八点开始点评课，下午写日记，每天晚上有辩论赛等活动。

　　网戒中心十分看重点评课。“点评课就像忏悔课，比如让孩子给家长跪下道歉，给父母拥抱。”曾言介绍。

　　2009年，曾言在网戒中心接受了7个月的治疗。

　　曾言认为，这种氛围是用高压营造出来的，“假如你在点评课上表现不好，不按照他们说的做，你就会被认为没有进步，就会受电击的惩罚。”

　　在“电击”疗法被爆出依然存在后，曾言组建了微信群，吸引了40多名盟友，他们说，“这个群，是我们难兄难弟的交流群。”

　　群里讨论十分热烈，大都在回忆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经历，称为“噩梦”。

　　曾言出院后，他的父母认为效果不佳，想再把他送进去。

　　他以跳楼的方式抗议父母，“幸亏只是二楼，只是把脚崴了。”曾言说，“我宁愿去看守所，也不愿意去那里了。在看守所还有人道，在那里，就是集中营，没有人道。”

　　曾言刚刚去网戒中心不到一周，就被“电击”了，他被带到13号治疗室，“电压开到20毫安，我觉得浑身颤抖。”

　　曾言说，他看到所有被“电击”过的盟友，出来的时候都是精神恍惚。

　　“有人害怕，就逃走，逃走后被抓回来，继续电。”

　　曾言认为，自己在网戒中心还算电得少的，“我去第二周就懂里面的生存逻辑了，他们电我，是让我听话，按照他们说的做。”

　　“电完还要说谢谢。”盟友王兵说，那是他这辈子说得最违心的谢谢了。

　　曾言认为，网戒中心不但对肉体进行摧残，还对你的人格进行摧残。他说，网戒中心实行“罚圈制”——盟友违反一次网戒中心的规定，就会被记上一个圈，积累到五个圈后，就会被送去“电击”。

　　网戒中心还鼓励盟友相互举报，举报一个可以减圈。

　　“整天住一个屋里的人都要相互提防，谁都对谁不信任。”曾言说。

　　曾言认为，从里面走出来的，都受了二次伤害，他说，自己的记忆力变得很差。

　　曾言说，“假如现在父母把我再送进去，我会和他们断绝关系。因为那是噩梦。”

　　有个盟友说，自己“三进宫”，最后一次家里企图再次送他进去，他和曾言一样选择了跳楼，后果比曾言严重——腿摔骨折了。

　　“救世主”

　　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病人”，并非全部因为网瘾，还有很多不听话、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也来到这里。

　　杨永信说，网瘾只是表象，他们多伴随着抑郁、精神分裂等症状，有的盟友甚至偷盗、吸毒。

　　高杨也认为网戒中心叫“极端问题孩子康复中心”更为合适。

　　高杨的眼窝位置，至今还有些淤青，他说，那是四个月前被儿子高多打的。

　　年近50岁的高杨是一名副处级干部，妻子是一名中学校长，但他最说不出口的是自己的儿子高多。

　　儿子今年二十多岁了，但在高杨看来“不可理喻”，吃饭的时候，他从来不等父母，把好吃的往自己碗里扒，要钱的时候就伸手，不给，他甚至拿菜刀威胁父母。

　　高杨想过儿子自杀，“恩怨可以从此一笔勾销”。

　　“但他不死，你不能杀他，他这种状态存在下去，会折磨你一生。”

　　今年五月，高杨让高多休学，并把他送到了临沂网戒中心。

　　刚来第一天，高杨就感动得泪流满面。

　　那天，网戒中心让孩子们给父母洗脚，一边洗一边要唱跪羊图：古圣先贤孝为宗，万善之门孝为基，礼敬尊亲如活佛……

　　高杨说，那一刻，自己的心就软了。

　　现在，高杨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脱胎换骨了，“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吃他也不吃”，“以前，你根本看不到他的眼泪，现在会在我们面前流泪了。”

　　杨洁的儿子小奇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网瘾少年。杨洁介绍，儿子读初中时，整天闷在家里玩电脑，吃饭都不出来。晚上玩太久，第二天起不来，就不去上学。

　　杨洁说，她希望以死来唤回孩子的良知，她就去绝食。

　　“我当时想，孩子不会看着我死去。”杨洁绝食第五天，昏厥在屋里，让杨洁绝望的是孩子并没有什么反应，最后是邻居把她救了出来。

　　2012年，杨洁把孩子送到了网戒中心，她说她对孩子的改变很满意，今年中考，她所在的城市8万名考生，小奇考进了前200名。

　　在高杨和杨洁眼中，杨永信是救世主，高杨说，“在我们家长眼中，他就是神，网戒中心，就是世外桃源。”

　　家长们还自发选出了十名家长代表，组成了网戒中心家委会。

　　8月17日，记者第一次见到杨永信的时候，提出了采访要求，但被高杨和几个家长阻拦，他们说，家长们在2009年那次伤透了心，不想杨永信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了。

　　一位家长说，“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我们绝对不允许他们毁掉这个地方。”

　　“我在挑战一件不容易的事”

　　1979年，杨永信考入沂水医学专科学校。1982年参加工作，分配到临沂市精神病医院（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前身）。

　　从毕业至今，杨永信一直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从事精神科疾病的治疗。

　　2003年，杨永信经常被当地学校邀请给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当时很多老师和学生反映一些孩子上网不能控制，问题很突出。我就开始留意这种现象，并做研究。”

　　之后两年，杨永信经常在许多大学、中学做有关网瘾控制的演讲，被当地媒体关注，杨永信名声在外。

　　“有些家长就慕名而来，找我咨询，来的人越来越多。”杨永信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2006年，杨永信提议创办了一个专门的科室，后被称作网戒中心。

　　杨永信说，他之所以比其他相似的机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模式好，“网瘾不仅仅是行为习惯，它和性格有关系，我就是对他们的性格进行矫正。”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杨永信说，“我在挑战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挑战”的方式就是“行为心理治疗、个性矫治、加同步家庭治疗，加生物学治疗”。

　　最具争议的“电击”，也是杨永信生物治疗的一部分。杨永信说，“人就像电脑，表面上是软件出了问题，但硬件也有毛病。”

　　“但是生物学治疗剂量很小。”他说，2009年前，网戒中心采用电休克治疗时，电流只开到几毫安。

　　但多名盟友反映，当时在网戒中心的时候，最高的有80毫安。曾言记得有个盟友被电击，拉出来的时候，头发都烧焦了。

　　杨永信说，“医学上的事情，一个病人，你给他做手术，在他肚子上划个口子，是治病救人，假如对于一个健康的人，你给他肚子上划个口子，是犯罪。”

　　杨永信认为，他就是在“治病救人”。

　　2009年7月，卫生部发出通知称，“电击治疗网瘾”技术的安全性尚不确切，暂不宜应用于临床，因此要求停止该疗法的临床应用。

　　提到2009年网戒中心采用的“电击疗法”，他说，“法无禁止即为可。”

　　而提到网戒中心现在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仪疗法，“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灸，对针通电，强化针感。”杨永信解释，现在网戒中心的“电击工具”叫做低频脉冲电子治疗仪。最大电流十毫安，电压六伏，频率七八十。

　　“家长把这里当作家园，很多东西都是他们自己买的。”杨永信手指向网戒中心的一些家具。

　　很多人质疑网戒中心是杨永信敛财的工具，他说，办网戒中心，他除了每个月8000块钱的工资外，没有任何收入。

　　他坚信自己在做一件好事，并取得了很多成绩。在他的博客上，放满了点评课上的照片，还有孩子们写的诗歌，《爸，我错了》《妈，对不起》等。

　　谁是病人？

　　而对于杨永信的“教育”，一位盟友用“疯狂”来形容。“没病的人，凭什么要接受这种治疗？”

　　很多盟友认为，家长是被杨永信“洗脑”了。

　　“他们被暴力制造的假象蒙蔽了，认为孩子改变了，那其实只是表象。”曾言说，现在他遇到想把孩子送到里面的家长，都会劝阻，建议家长们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

　　杨洁反击称，“我看到有人说我们家长被洗脑了，就觉得很生气，我们24小时陪着孩子，谁能比我们更了解孩子？”

　　高杨更是自信地说， “我们这里的家长从学历上讲有硕士、博士，从社会地位上讲，有厅级、处级官员，有大学教授，甚至有心理学家，我们怎么可能会被轻易骗到？”

　　在家长和盟友的“攻防战”中，家长认为，向媒体曝光的盟友是未被治愈的病人，而盟友认为，家长们被洗脑，“也有病了”。

　　然而，在杨永信看来，家长和孩子，都是他的“病人”。他认为，孩子有问题，家长有责任，所以要和孩子一起接受治疗。因此，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都要有一名家属陪同。

　　临沂市卫计委一名副主任说，“从2009年网戒中心被媒体曝光以来，卫计委多次组织专家到网戒中心调查，但是他们没什么问题。”

　　临沂第四人民医院一名副院长表示，网戒中心引起争议后，市里有领导问杨永信：“你说网戒中心好，为什么别的地方医院很少办？”

　　杨永信当时就泪流满面，“因为其他地方没人像我这样能吃这个苦。”听到这话，这位领导沉默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表示，网瘾是不是一种精神疾病一直都有争议，“但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类疾病来治疗，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医疗行为安全至上，不应该行走在边界。”

　　对于杨永信提到的伴随网瘾的其他临床症状，王岳表示，“应该对症治疗，比如抑郁症，应该采用治疗抑郁症的医疗手段和药物，而不应该对不同精神疾病都采取休克疗法，或者采用同一种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王岳说，“电击”疗法实际上是给被治疗者造成一种条件反射，让被治疗者记住疼痛，产生恐惧，而服从某种指令。

　　对于杨永信宣称的对“盟友”进行心理治疗、个性矫治、加同步家庭治疗，王岳认为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而是洗脑，“教育是自愿接受的，而洗脑是强制的。”

　　王岳说，应该治疗的是家长，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生养的，他们可以决定孩子的一切，他们和网戒中心利用强制手段对孩子们进行治疗，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涉嫌违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盟友与家长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山东临沂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