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 纯粹而坚强的知识人(1)

　　“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这句朴实无华的话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实践。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工作随时努力或不算难。学术研究早已不再是象牙塔中的闲适之学，而是与论文、项目、职称等各种考核标准挂钩。学术工作是赖以为生的饭碗，在所谓“非升即走”的压力之下，也容不得你不努力工作。至于生活随遇而安，则一般不易做到。物欲横流的时代，自甘边缘，安贫乐道，从学术中寻求自足，非内心极度强大者绝难做到。

　　严耕望却用一生的努力，践行了他的这两句座右铭。

　　严耕望，1916年出生于安徽安庆的普通农家。“耕旺”的小名，寄托着祖辈对其勤奋于农稼之事，将来兴旺家宅的美好愿望。然而，这位“耕旺”日后并未躬耕于畎亩，追求田产丰盈，而是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了六十年。《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卷本）、《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六卷本）、《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史稿》……只看这些大部头的书名和卷帙浩繁的篇幅，便可知这位学者一生都致力于中古史研究事业，为中古史研究的兴旺发达而殚精竭虑。

　　安贫乐道

　　一生活在研究学问之中

　　学术研究需要少年立志，亦须不畏世俗的偏见。严耕望正是如此。

　　中学时代的严耕望便自修《三国志》、《左传》、《曾文正公家书》、《饮冰室合集》等著作，两耳不闻天下事，在学校中有“两脚书橱”之誉。其后，在中学历史老师李则纲的影响下，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写下了《尧舜禅让问题研究》、《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等学术论文。报考大学时，尽管其理科尤其是数学成绩极佳，他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不为时人看好的文史之途，于1937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

　　大学时代，正值抗战军兴，人心丧乱。所谓的历史研究，在时人看来，可谓极不实用之学。因此，武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不甚强大，教授多无名之辈，教学亦多敷衍。严耕望不能容忍，亲自到校长王星拱处投诉历史系的教育水平差，要求聘请钱穆、吕思勉等名师来校。那时的校长也是开明，不久便聘请钱穆来校短期讲学。严耕望趁此机会主动请益，确定师徒关系。大学毕业后，严耕望追随钱穆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与钱穆朝夕相处。三年的研究生涯虽然清苦，严耕望的学术成绩却突飞猛进，可谓“一箪食一壶饮，回也不改其乐”。

　　严耕望太过投入学术研究，忽视了“治生之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后，严耕望的生计一时陷入困境。其妻虽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亦处于失业状态。然而，严耕望从未放弃以史学为志业的愿望，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容纳他下苦功的机构，一张能写作的桌子而已。

　　绝望之中，严耕望冒昧给从未蒙面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写信，附上三篇代表作以毛遂自荐。史语所是读书治学最理想的机构，马衡、梁实秋、王世襄都曾希望能入其门，却被傅斯年拒绝，可望而不可即。然而，傅斯年感动于严耕望这种清苦好学的精神，破格录入史语所担任助理员。从此，严耕望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下，不断刻苦努力。1947年，任助理研究员。1952年升副研究员，1959年，升研究员。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获得港台学术界的最高殊荣。

　　可以说，严耕望一生都活在研究学问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构思史学问题。他的每本著作，都是规模浩大、匠心独运的大手笔。《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写作时间，便长达二十年之久。《唐仆尚丞郎表》从收集资料到出版，长达九年时间。《唐代交通图考》从计划、收集资料到彻底写完，则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对于物质享受，他降低到最低的限度。刚刚到台湾时，严耕望与全汉昇两家同住在一所房子中，中间用帷幕隔开，生活很不方便。严耕望却觉得，有住处已经很不错，乃至傅斯年对其有“安贫乐道”之称赞。

　　当然，严耕望也有自己的局限。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位技术型的史学专家。这一点，他的老师钱穆便与他不甚相同。钱穆曾经对严耕望说过：“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因此，早年钱穆虽然在考证之学上取得很大的成绩，后期却摆脱这些细枝末节的琐碎考证，毅然转向通识性的历史研究，致力于追寻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还是一个行动者。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便意在为中华民族保留花果飘零的学术种子。

　　然而，严耕望一生都拘泥于考证治学，固守书斋型学者之本位。这便决定了严耕望虽然在专业和技术上取得了极深的造诣，实际并不算是钱穆所称的第一流学者。其津津乐道的自己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外界很少知晓。真正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是其本人不甚看重的《治史三书》。

　　无心插柳

　　《治史三书》，是常识也是解毒剂

　　《治史三书》是一部关于方法论的书，也是严耕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副产品。实际上，严耕望对方法论并不特别感兴趣。他认为，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应该讲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长期研究中摸索出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只具有特殊性而未必有普遍性，如果削足适履，恐怕会收纸上谈兵之效。

　　然而，1974年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请严耕望演讲，点名要求讲史学方法论，严耕望遂顺势总结自己半生的治史经验，写出《治史经验谈》上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海内外读者的高度欢迎。于是，严耕望陆续写成《治史经验谈》下篇、《治史答问》等，在台湾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单行本。其后，大陆方面将《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以及怀念钱穆的长篇文章《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在一起，遂有今天的《治史三书》。

　　《治史三书》是当代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入门书，虽然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常识，却也常读常新。全书可谓严耕望毕生进行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智慧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随处可见，不一而足。

　　在学术积累方面，严耕望认为史学研究要专精与博通并行。所谓专精，便是在某一方面术业有专攻，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进行专深的研究。所谓博通，那就是不仅要懂得自己的研究领域，还要兼有历史学其他方向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支撑，知识面狭窄，专深的研究必然会闹出笑话。

　　在学术选题方面，严耕望坚决认为要广泛看书，不要抱着题目去翻材料。如果仅仅抱着一个题目去找材料，做完这个题目后，其他的收获必定极少，久而久之学问潜力必定越来越弱。如果博览群书，在书中发现材料与问题，学术能力必将越来越强，中年之后将一片通明无往不可。种种论述，对于我们当下研究生教育中那种提倡“短平快”、只重视发表不重视积累的急功近利培养方式，无疑是当头一棒。

　　在历史研究方面，严耕望崇尚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对从哲学或文学入手研究历史非常拒斥。他认为，研究历史如果从其他学科入手，必定会有先入为主的倾向，执着于历史学的某一方面。比如，如果从哲学入手，便必然会关注少数精英的思想史，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诸多面相视而不见。这样多半会从主观的意念出发，做天马行空式的发挥，很少会努力征引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证。这种论文，或许很有吸引力会名动一时，却总有浮华不实的毛病，容易被根本推翻。由此，他建议年轻人从史学入手，再广泛吸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必将对史学助益甚大。

　　（下转B03版）

　　“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实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

　　——严耕望对吕思勉的概括，实际也正是对自己的概括。在吕思勉身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