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 纯粹而坚强的知识人(2)

　　（上接B02版）

　　在今天看来，严耕望的论断，对以思想史研究为专业的年轻学生是一剂清凉的解毒剂。如果没有坚实的史学基础训练，入门便大谈思想、潮流、主义等，最后的学问可能一生漂浮，难以落到实处，亦无法融入主流史学界。

　　从梁启超、顾颉刚之后，关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新著作不多，年轻学子苦于没有史学入门读物。严耕望的著作，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广受欢迎。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传授了技术性经验，更在于他从价值层面阐明了一个史学研究者应该有的道德修养和人生态度。

　　他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大境界才能出大学问，心术不正者绝对难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学者还要心无旁骛、珍惜时光，淡泊名利，避免权位的困扰。学者对于影视报刊也要随时警惕，了解时局和娱乐生活到最小的限度，以免分散学术研究的精力。今日流行的各种史学方法论书籍已经不少，但多局限于教人提升技术的层面，而少谈史学家的修养问题，在价值观与境界上低于《治史三书》远甚。

　　当然，严耕望的观点似乎也颇矫枉过正。如果照此实行，似乎也只是充当了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橱而已，必将对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缺乏观照。学者应淡泊名利，避免为名利所累耽误学术，对于当下热衷于“学者从政”者当然是一种提醒。然而，学术官僚是不是要比职业的行政官僚尤佳？只有懂得学术之理路，才能有效领导学术、组织学术，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闹剧。胡适、傅斯年等都是兼具学术与事功于一身的大学者。如果人人都皓首穷经、鄙视事功，那真正的学术繁荣也无从谈起。

　　王开先生：

　　昨自海外归来，得读惠书。承询《酉阳杂俎》“椰”“榆”字，我所读并非善本，其字当作“榆”，手民误植为“椰”字，劳你多方翻检，为歉。其实此等处纵然今本皆作“椰”，亦不能据此说唐代关中有椰树，蓋只此孤证，不足据以立论也。

　　又承索拙作有关陕西交通史者，兹就手头尚存抽印本检若干篇，不能尽也。论文写作已十余年，颇有误处，现已增补删订为定稿，刊于《唐代交通图考》前三卷，明年当可出版。

　　我将于两星期后仍到海外工作，请不必回信。匆匆，此祝

　　夏安

　　耕望

　　1984年6月22日

　　这是严耕望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收信人王开曾经主持编写《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和《西安古代交通志》。信札讨论了《酉阳杂俎》中的一个字，小而寓大，流露出严耕望为人、为学的风范。（叶康宁藏原稿）

　　“不识时务”

　　以清醒、正直维护学术尊严

　　当然，严耕望并不迂腐，而是清醒于学者的职分。

　　一个原因是自卑。严耕望一直对自己有某种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自己是天资平常之人，仅有能力当一名皓首穷经的学者，做好中古史研究的本职工作，缺乏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能力。至于那些领导学术、转移一代风气的大师胡适、傅斯年等，他能够理解而且内心尊敬。

　　但他最推崇的，或许还是做一位单纯的“史学工作者”。在《治史三书》中，严耕望独辟蹊径，将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列为近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他评价吕思勉说：“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实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地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地坚持工作，才有这些成就。”严耕望对吕思勉的概括，实际也正是对自己的概括。在吕思勉身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另一个原因则是自信。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极为自信，相信自己的研究具有载入学术史的恒久价值。因此，他的各种研究都有系统的计划，拒绝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他的学术大计。所以，他对于“官定”的写作项目或研究计划，完全不感兴趣，只要与自己的研究计划相冲突，便一概婉拒。

　　1945年，傅斯年接纳严耕望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首次面见时，傅斯年希望严耕望暂时留在他身边帮助他处理文书事宜。严耕望认为他没有能力处理此事，而且与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相冲突，则直接予以拒绝，傅斯年只好让他直接去史语所所在地李庄报到。

　　1962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也是一手缔造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前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希望严耕望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然而，严耕望考虑到自己实际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历史地理方面，无法兼顾两个方面，没有把握限期完成一部大书，遂予以婉拒。

　　其后，王世杰又希望由中研院仿照剑桥史系列著作，编撰一部《中国通史》，由严耕望领导编纂中古史的部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部能够流传后世的工作，只要成功便可以暴得大名。如此美差，严耕望再次婉拒。表面原因是认为自己没有行政能力，恐怕辜负王世杰的美意。实际是他自己早订有系统的研究计划，非三四百万字不能解决，如果接下此种写作项目，必将难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

　　更有趣的段子是，1959年7月蒋介石来到中央研究院视察，因没有预先通告，找不到人，蒋遂前往史语所找人。当时严耕望独自在研究室工作，上身赤膊，闻声出来看了一下，没有接待蒋“总统”，又回去做自己的研究了。

　　以上种种举动，按照今天流行的标准评价，可谓“不识时务”，可谓“迂腐”！然而，严耕望自称“对外更不想赚一分钱，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自然也无意于最高领袖的垂青。他一心坐冷板凳，扑到学术研究上，真可谓异人！

　　此种“迂腐”，在今天看来恰恰反映出，严耕望作为一个纯粹学人的正直，为学术而学术，不慕名利，不求闻达，不低眉折腰侍奉权贵。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名利场矣！承担何种级别的项目，已经成为学术机构排名的标准，更成为学者晋升、加薪的终南捷径。甚至大学不惜降格为智库，忽视了追求自由和真理的责任，将所谓领导批示的分量等同于“权威期刊”，将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领导”之手。种种自降身价之举，知识人的尊严可谓荡然无存。

　　严耕望则是不唯上、只唯实，以维护学术尊严为生命。他虽然如一潭温水，却也立场鲜明，甚至不无锋芒。他曾说：“大陆上一些左派史学家抱着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治史的万应灵丹，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这种工作要说有意义，那只是用来巩固什么主义思想的权威性。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相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严耕望的评价，应当放在上世纪70年代“文革”前后的历史语境中理解，然而在今天看来又何曾过时？严耕望看似迂腐和保守，但又是多么清醒？

　　总之，百年后重温严耕望的人生历程和学术之路，会发现内容与其名字一样朴实无华，却充实而有光辉。他的身上能看到很多今人稀缺的品质，无愧于一个纯粹而坚强的知识人。世俗时代，学者何以安身立命？有人自甘堕落，有人遁入宗教，严耕望则以学术为托命，以实现学术理想为人生最大价值。其“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我们可以保留意见。其学术道路，我们今天或许难以复制。但是，我们今天回顾严耕望，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世俗时代，做一个纯粹、正直、坚韧的知识人的可能性。

　　□韩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学者，著有《储安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