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托尔斯泰的永恒谜题

　　俄罗斯文学传统里，向来不缺回忆录，而19世纪的文学巨擘托尔斯泰，也从来都言说不尽。今年同时出版的《托尔斯泰次子回忆录》和《托尔斯泰妻妹回忆录》，尤为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在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19世纪里俄国贵族阶层的生活状态。而托尔斯泰，作为一个用其一生来追问生命意义和死亡救赎的“贵族老爷”，在经历了“祛魅”之后，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又碰撞出怎样复杂而动人的篇章？

　　“亚斯纳亚·波良纳！是谁赋予你这漂亮的名字？是谁第一个看中你这神奇的角落？是谁第一个热情地用自己的劳作使它变得高尚？这都发生在什么时候？” 《托尔斯泰次子回忆录》开篇诗意的抒情语言，为全书定下了温馨的情感基调，引起后人无尽遐思。而与该书同时出版的《托尔斯泰妻妹回忆录》，是托尔斯泰的妻妹塔尼娅所著，她含着微笑，从与托尔斯泰接触的家庭生活的细节处寻找和捕捉生活的诗意，让读者获得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第二父亲”

　　他是治疗创伤的一股泉水

　　托尔斯泰善于理解生活之美，他热爱大自然，经常外出骑马、散步、打猎、游泳；他喜欢聚会，参加舞会、弹奏钢琴、下棋，同时又擅长刈草、建房等，兴趣广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与其妻妹塔尼娅的关系。塔尼娅性格开朗活泼、聪慧机敏，嗓音甜美，爱好唱歌，深得托尔斯泰的欣赏与喜爱。她从孩提时代就认识托尔斯泰，少女时期又因姐姐出嫁而常年住在托尔斯泰的庄园中，经常与托尔斯泰一道骑马外出、打猎游玩、在托尔斯泰的伴奏下唱歌；结婚之后的20多年间，每年夏天携全家住在托尔斯泰的庄园中，有幸成为托尔斯泰各个创作阶段精神变化的见证人。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几十年之久，直到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为止。《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这一形象即是以塔尼娅为原型塑造的。

　　塔尼娅在情感和思想上对托尔斯泰十分依恋和信赖，塔尼娅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我是这个伟大人物心路历程各个阶段的见证人，他既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狂妄行为的法官和领导者，后来也是我们的朋友和谋士。我盲目地相信他一个人，从少女时代我就听他一个人的话。对于我来说，他是保持心理纯洁和治疗创伤的一股纯净的泉水”，因此，她视托尔斯泰为“第二父亲”，托尔斯泰对塔尼娅的生命轨迹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内敛父爱

　　“欺骗爸爸我做不到”

　　托尔斯泰对孩子们的交流方式，幽默风趣又不失威严。他善于不露声色用机智巧妙的玩笑和源自生活的口头禅对孩子的错误进行温和责备；他会在适当的场合迸出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贴切比喻或俏皮话，让人在莞尔一笑中得以释怀，所有的窘迫和委屈顷刻间便化为乌有。

　　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理智地爱着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大将不言威自溢，在次子伊利亚的眼中，爸爸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所有的秘密他都知道，他那深邃的眼睛似乎可以洞穿一切，“他几乎从没惩罚过我们。而他盯着我的眼睛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我所有的想法……我能在妈妈面前说谎，但是欺骗爸爸我做不到，因为他总是立刻就能看出来，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跟他撒谎”。

　　在很小的时候孩子们就知道，爸爸工作的时候，不应该吵闹，他们全都习惯尊重他，怕他。有趣的是，伊利亚以稚气的口吻叙述道：“妈妈就不一样了，她是我们自己人，她也怕爸爸，她要为我们做所有事情”。

　　精神贵族

　　“老爷派头和自尊心”

　　伊利亚在回忆录中写道：“论出身、论教养、论举止，父亲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别看他穿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服，别看他完全蔑视所有贵族老爷式的偏见，他曾经是一位贵族，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是贵族”。

　　当然，“贵族”是就这一词语的正面意义而言的，托尔斯泰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的高傲，托尔斯泰的哥哥谢尔盖如是评价：他一直教人宽容谦虚和勿以暴力抗恶，而他自己却是个高傲的人；塔尼娅认为，他是高傲的，一生都在同这种感情做斗争；伊利亚在提到父亲这一点时，用的词语是“老爷派头和自尊心”。

　　“老爷派头”指的是“举止极其文雅，外表整洁，特别是对尊严感有敏锐的理解”。其“自尊心也是纯老爷式的，高贵的，由于这种自尊心使他不得不承受很多苦痛……这种自尊心让他承受许多煎熬，并重新思考，可能，这种崇高的精神上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变成这样的人，就是他后半生那样”。

　　托尔斯泰做事非常强健。从小他就教孩子们做体操、游泳、滑冰和骑马，希望孩子接受真正的“贵族教育”：掌握数门外语，具有良好的言行举止，并尽可能保护他们免受外界干扰。他一度曾反对自己的孩子与农民的孩子交往，要求与后者保持距离，以培养孩子们“保持贵族风范和毫无根据的自我崇拜”。

　　当然，如果我们用托尔斯泰晚期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的话，那么，其早期的这种做法显得过犹不及，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认可伊利亚的观点，“这种崇高的精神上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变成这样的人，就是他后半生那样”，精神上的高贵和生命的尊严感，正是开启托尔斯泰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钥匙，是托尔斯泰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离家出走

　　践行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

　　死亡意识是托尔斯泰生命活动的重要内驱力。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他的兄长们也都先他而去，他本人在年轻时期经常生病，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托尔斯泰的心灵；而且他是一个极具宗教天分和思辨能力极强的人，从他40年代写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初窥端倪：他在经常思考宗教和上帝的问题，而且一直孜孜以求自己生命的意义，并得出结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使人类得到全面发展。随着年岁的渐长，死亡日益临近的感觉令他不安和恐惧，因此他要极力寻求内心的救赎。

　　可以说，托尔斯泰的一生都贯穿着这种对生命意义和死亡救赎的不懈探寻。正如伊利亚所说：“父亲的精神转折不能被认为是他生命中某种新的出乎意料的事情，这些怀疑和探寻在本质上仅仅是那种不懈探索的继续，这种探索从他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并持续了他整个一生，只不过暂时或局部被他的艺术活动和对他而言全新的家庭生活压下去了”。

　　他到教堂做弥撒，拜访修道院长老，从事体力劳动，放弃打猎，乃至于最后离家出走等等，这一切都是探寻生命意义和为死亡做准备的过程，最后，他从福音书中找到了真理。“安卡馅饼”意指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所主导的坚定的家庭生活的传统和基础，是托尔斯泰庞大的家庭得以维持和支撑的基石。

　　然而，在托尔斯泰紧张地进行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完全否定了他此前的信仰，否定了他曾经满怀爱意描述和自己亲自建立的宗法制的贵族生活，”否定了此前无比珍贵的“安卡馅饼”。于是，离家出走成为践行其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我在《托氏百年话“出走”》一文中曾经说过：“托尔斯泰出走是其一生精神探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其所处时代精神状况的最好注脚，家庭矛盾只是引发其出走的一个契机”，出走是其一生精神漫游的升华。

　　爱是托尔斯泰全部生命的重要支撑，其作品总是流露出对家人、对农民、对周遭生命敏锐而深切的关爱之情。正如俄语翻译家汪剑钊在评论阿赫玛托娃时所言：“写作并不是一种仅仅与自身有关的个人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他（她）需要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诗笔认真地思考本民族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前景”。而这也足以诠释托尔斯泰一生创作的精神内核。难怪罗曼·罗兰曾盛赞托尔斯泰：“人生与艺术实践高度一致的人”。

　　□闫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