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与“开放”的智识人格(1)

　　梁启超24岁即名满天下，主编《时务报》，主张维新变法，“天下无有不识新会梁氏者”。在时人眼中，他是英雄一般的人物；借报刊传播思想，一时再没有人比梁启超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更大的了。

　　1898年前后的梁启超是尤其求新求变、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他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主旨都是向西方文学（包括以大量翻译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日本文学）学习，改造甚至重建中国文学。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新民”用意也在借西方的道德、法制使国民自新、培养新式现代的中国国民。1903年，他受邀游历美洲，亲履西土使他认识到国民的改造、道德的革新并非接受西方的道德学说、模仿西方文明的形式就可以完成的，于是重新思考“新民”，而转求诸“中国先儒学说”，尤其是“治心治身”的修身之学。

　　梁启超这代知识分子大多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学习西方、求新求变，却最终归于中国的文化本位，但梁启超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他既认同中国文化本位，又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而这个本位与开放，在他的父子关系中表达得最为充分。所谓私人生活，最见一个人的性情，也最能反映他的品格与思想，阅读日常生活中的梁启超，或更能看到一个令人尊敬的智识姿态。百年后再来看，尤其如此。

　　过渡人

　　一个开放的“本位”智者

　　梁启超深深影响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给予他们无数的启发。“五四”一代发展了他“求新求变”的一端，却更彻底，不同意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主张“全盘西化”。

　　不难发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脉相承；就连路径都相似。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前所未有地把小说抬高到了启发民智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鲁迅也是要以文艺（文学和美术）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在他自己，也主要是靠小说。

　　无独有偶，梁启超提出“俗语文学”，胡适提倡白话文、“国语的文学”，主张“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对于胡适来说，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小说。胡适把白话小说提到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是在梁启超二十年前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不过梁启超把小说提到了救国救民的高度，未免拔高，胡适则还小说本来文学的价值，使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梁启超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新文学”取得了丰富的实绩和成就。

　　百年来，求新、“西化”、“现代化”始终是主旋律，而梁启超最后所服膺回归的中国传统则一向式微（只要看孔子自“五四”到今的命运便知）。这无可厚非，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现代”得太多，而是根本没有完成、远远不够；这时提倡的“中国传统”、“国学”，很容易寄托“专制王权”的旧梦。

　　但我们依然是“过渡人物”。新的无以立，旧的已破坏。你看今天人们所有的论争，从离婚到科研经费，都说明我们是如何的莫衷一是、无所依傍。道德、行为准则层面的莫衷一是、无所依傍犹可，最难和不幸的是精神、心灵层面的无所依傍——我们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何为幸福？当我们遭遇困厄的时候、孤独彷徨的时候、疑惑虚无的时候，上哪里去找对话的资源，找到可以安慰我们、使我们服膺的力量？正是在后者的层面上，今天我们更需要我们的传统，更需要和梁启超们对话。

　　可我们深受“五四”思维的影响。鲁迅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胡适说，我们要承认百样不如人，只有“全盘西化”；鲁迅还说，“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境地里去”——在他们的语境中，有个“黑暗”和“光明”的二分，中国的、传统的是黑暗的、西方的、现代的是光明的。如今，我们不好意思说正在读《论语》、《德育鉴》、《山海经》，自然而然地羞于向传统去寻找资源；我们习惯启蒙、反抗、革命，不习惯讲自身内在的修为；我们倾向认为天下不治，所以个人还不够好，梁启超们则认为，因为自己的人格境界还不够高，所以戊戌变法才不成。

　　“五四”诸君们说，要“少读，竟或不读中国书”，甚至废除汉字，减少我们身上中国文化的基因，改造我们的国民性；梁启超则示范我们，做一个开放的中国人，发扬我族文化的光荣，对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做点我们的贡献。

　　为人父

　　并综新旧的平衡智慧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读梁启超，是因为面临着相同的文化问题——传统和现代，中与西。在全球化之下，这个问题于今更为迫切。“中西文化”并非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用来做论文的；“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我们身边随时发生、随处可见。

　　举个例子，众所周知，西方重“个人主义”（individulism），我们则是家庭本位（family-orientied）的。那我们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是只用考虑自己的感情，还是要考虑家庭的利益？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到底如何划分边界？等他们老到不能自理，是要搬到一起住还是送他们去养老院？丈夫表弟孩子的百日酒要不要去喝，送礼物还是红包……

　　这些问题梁启超、胡适们就遇到了。

　　据杨步伟《杂记赵家》中说，那时他们在欧洲的留学生流行离婚，脱离包办婚姻，今天劝这个离婚，明天劝那个离婚。徐志摩向张幼仪提出离婚时，对她说：“你能不能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我徐志摩的太太？”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家庭本位”的冲突。

　　同样的冲突发生在林徽因身上，她留学美国，耳濡目染、部分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可当1931年他们定居北京后，家中除了梁、林、一双儿女、林老太太外，还有五六位亲戚常住，1936年她给闺蜜费慰梅写信吐槽道：“当一个‘老爷’娶了一个‘太太’，他们要提供17张床和17套铺盖……”“下次你到北京来，请预订梁氏招待所！”她向来爽直，甚至直接说：“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

　　梁启超是如何面对新式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以婚姻恋爱为例，他自己的婚姻还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到了梁思成婚恋的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并综新旧、兼容中西地想出如下办法：“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这样父母既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尽了责任，又尊重了子女个人的情感意愿。梁启超不禁自鸣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

　　以“民族文化本位”的态度一以贯之，梁启超对于“礼”是维护的，和喊出“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口号的“五四一代”不同。他认为“礼”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秩序，按“礼”行事，才能名正言顺、使人各安本分、各行其是，“礼”不是幸福的桎梏和障碍，反而是其保障。

　　平日书信中，梁启超随时督促儿子“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而梁思成作为“一家的冢嗣”，梁启超为他的婚姻费尽了心血，其中随处可见他对于“礼”的重视。极庄重的订婚仪式、十分贵重的聘礼、婚礼必由长姊主持，在“官署”加拿大总领事馆内举行，取其庄严……这位细心的父亲甚至想到“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礼”的庄重繁琐以保证婚姻的庄严稳固，不以性情的变易、感情的起落幻化而仳离，其基础甚至建立在“人格”之上——人格关乎士人最高的学问，乃是安身立命之所，与此相比，一言不合或是一时好恶，简直不值一提。

　　同时，梁启超谈徐志摩的再婚，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又说“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至于他劝徐志摩不要离婚的那封著名的信，实在是极富智慧。

　　他不赞同“吃人礼教”，却也不赞同“恋爱神圣”；他不赞同僵化的文学、思想、政体，可也不赞同“全盘西化”；当他夸赞林徽因，说她没有“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的习气”。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