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与“开放”的智识人格(2)

　　长者智识

　　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

　　今天我们除了知道康、梁曾发动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梁家一门六院士的教育奇迹，怎样读梁启超？

　　在我看来，最切近的办法莫过于读梁启超的书信。从《论语》开始，中国的文化讲求在具体、特殊的情境下作出不同的反应。梁启超的书信难得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更不用说其中语言的亲切有味了。周质平教授说：“一个‘现任’或‘候补’的父亲，如果想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一些‘为父之道’，与其看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的《我的儿子》，远不如读读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我完全赞同。

　　梁、林在美留学一年多后，林徽因忽遭丧父之痛。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道：“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解决她的后顾之忧：“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鼓励她：“他要鼓起勇气，发挥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最最可贵的是，以他通达、强健的人生观影响她、教诲她：“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

　　每当我遭遇困境、面临艰难的选择时，我就有意无意地拿出梁启超的书信集，总能找到安慰和支持、智慧的指点和关于如何安身立命的教诲。它们鼓励我磨炼砥砺自己的品性、使自己的人格臻于更高境界，面临选择时才能不迷茫、身处困厄才能不颓堕，而这一切皆是为了导向更好的自己、更幸福的生活和更丰富的人生。

　　事实上，无论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中，还是他由“西化”所回归的中国传统的儒家修身学说，都强调人如何面对困境、患难、挫折，大到面对死亡，小到应付坏心情。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小挫折正是磨炼德性的好机会”。在梁启超看来，如果人格得以锻炼，便会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不改其乐。此种境界下困苦非但不会造成精神上的苦恼，还会使人“在困苦中求快活”；有了这样的境界，人生才会通达快乐，不会受牵制于一时的利害、荣辱、得失，而能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1928年梁、林留学、新婚归来，面临职业的寻觅选择。父亲宽慰他们，“一年半载不得职业也不要紧”。他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害怕他们因一时得不到合适的境遇而“失望沮丧”，他说“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但当梁思成同时得到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聘请时，梁启超却力主他远就东北大学。他说，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使人懒于进取，而“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后梁、林在东北大学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1937年后，在流亡西南的10年岁月中，无论是面对飞机的轰炸、死神的擦肩而过还是窘迫的生活、如影随形的疾病，梁思成总保持着乐观开朗，鼓励着卧床不起的“迷人的病妻”，用灰质化了的脊柱支撑着日益艰难困顿的生活。家中实在无钱可用，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服，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而就在李庄他们那竹篾抹灰、四面透风、鼠虫遍地的家中，他们开始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作。1947年受邀去美国讲学时，他已完成了这部英文写就、配有大量精美手绘插图的杰作——如果没有父亲梁启超早年督促提醒他于忧患困顿中磨炼德性意志，很难想象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身穿铁马甲、忍受钻心疼痛，还能够坚持野外调查和绘图写作，而终有所完成。

　　生命精神

　　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

　　在梁启超给子女的信中，除了“人格修养”，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学问事业”。和梁启超同为“清华四导师”的王国维曾说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需经历三种境界，可见学问事业要有所成，经历多少追寻、艰辛，就要经历多少孤独和疑惑、彷徨和虚无。梁启超因为早已身历，所以一点即通，能给出心有灵犀的指点。梁思成向父亲抱怨说，自己终日绘图，怕日后会变画匠，梁启超却写信道：“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

　　梁启超反复对孩子们说，“求学不可太急”；“庄庄，虽然你的英文不及格，可是不要着急”，和今日之父母真是大异其趣。他这样教育孩子：“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而要“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是“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

　　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中提到的三个问题，他说是一个人“修养的最要关头，必须通过”，而他在书信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我很好奇，当人的品性磨炼至较高的境界，生命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梁启超自述：“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说自己“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

　　原来在经历磨炼、成为境界高尚之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被回馈了快乐而不厌倦苦恼、生机勃勃的生活和人生。可能也是在此意义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1926年3月，梁任公因尿血症入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一侧肾坏死，决定手术切除，而协和医院的刘瑞恒博士却误切了好的一侧肾。术后发现，徐志摩愤慨地主张起诉，并在报上批判此事。梁启超竟决定不抗议，他说：“中国人学西医，能开刀将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得，吾何为抗议哉！”他顾虑当时西医本被大多数人怀疑，若抗议国人更要因噎废食。在如此得失和死生面前，梁启超竟能做到淡然而有几分幽默，足见其人格境界的高超。此后的两年，他不断出入于协和医院，靠一页病肾，他的身体没有康复，却仍著述不止，时刻不忘“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1929年1月19日，这位中国思想界的巨子溘然长逝，终年57岁。

　　□王晶晶（《客厅内外——林徽因的情感与道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