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在祖国游荡

　　里约奥运会闭幕后，拉丁美洲再一次远离了我们的视线。

　　智利人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却说，不，拉美离中国很近，智利小朋友在地下刨个洞，就能刨到中国。因为在地球仪上，中国的直线对点就是智利。

　　现年41岁的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虽然长相有点凶，却是个擅长说冷笑话的小说家。他深受香烟和酒精的困扰，曾把戒烟故事写进短篇，也发誓“喝完最后一杯威士忌就扔掉酒瓶子”；他想象自己是个素食主义者，却疯狂地喜欢吃肉；他半生都在书写记忆中混乱的智利，却说自己最爱日本文学。

　　半年前，他在左手小臂上文了一个七巧板的奇怪文身，“七块图案可以拼接成任意想象的真实，这和写小说很相似”，他说的时候，一脸意味深长。

　　各种奇怪的特质，也像七巧板一样拼接成了桑布拉。和他崇拜的波拉尼奥一样，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文学青年。他只在祖国游荡。这块经受了二十多年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狭长国度，是他一直寻找归属感的地方。

　　不安 大地随时可能沦陷

　　如果说发生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的“拉美文学爆炸”带来了马尔克斯、略萨和科塔萨尔这样的大师，那么近几年兴起的“新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潮流，1975年出生的智利人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就站在了潮头。他的小说篇幅不长，简洁有力，文字细腻而意象深远，被视为“智利文坛的一次放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第一部小说《盆栽》即轰动文坛，被视为波拉尼奥以来国际影响最大的智利作家，有人称他是“新波拉尼奥”。

　　桑布拉对此美誉深感不安。他1996年第一次接触波拉尼奥的小说是伪造文学史的《美洲纳粹文学》，他着迷于其强大的文字密度和强烈的诗歌维度空间，“当我们在谈论波拉尼奥时，不知道在谈些什么”，这种无法归类性，让桑布拉觉得如果和他相提并论，必然以自己的惨败告终。

　　桑布拉“不想成为任何新的某某”，他最初的写作源泉来自祖母的睡前故事。智利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大地随时可能沦陷”，在这样的国度下成长，让人更为敏感。“几乎所有智利人都是听着地震故事长大的”，桑布拉祖母家族里几乎所有亲戚都死于1939年智利南部的大地震。小时候，祖母总是给桑布拉讲地震故事，他听完之后无法入睡。“我祖母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故事幽默风趣，结局却无尽悲伤。太多笑靥和哭泣交织，智利人的故事就是如此。”

　　在小说《回家的路》里，以1985年智利大地震开端，2010年大地震结尾。两次地震之间25年的故事以父辈和子辈两条线索展开。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智利社会也经历了由独裁到民主的转变。

　　负重 独裁阴影下的纪实与虚构

　　但这一切并不容易。智利在1973年经历了一场由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左翼政府的军事政变，此后进入黑暗时期，皮诺切特展开了对反政府人士的疯狂镇压，独裁政权直到1990年才终结。桑布拉的童年，就成长于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回家的路》中童年记忆和国家历史牢牢捆绑，他的父母一代是独裁统治的同谋犯或受害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试图以沉默来掩盖血肉模糊的过往。

　　和那些在独裁中遭受直接迫害的父辈不同，桑布拉发现他对童年的独裁阴影是懵懂的，“成人们互相残杀时，我们躲在角落里涂涂画画。这个国家土崩瓦解时，我们还在牙牙学语”。

　　所以对于桑布拉这第二代智利作家而言，独裁后的写作是什么，如何拾起零散的记忆碎片，成为他最关注的文学主题。他认为新一代智利人身上有一个谜题——“执着于找寻自我的过去”。然而，有人质疑他们是否具备讲述父辈历史的能力，但“因为当时还小，皮诺切特的暴力没有直接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没有讲述的资格了吗？”

　　他对这种“被搁置在智利历史痛苦之外”的遗弃感始终不能释怀。借着文学的镜子，他要狠狠追索童年记忆。那些在军政府独裁政治下和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及其后代，那些被遗忘的故事，被压抑的情感，都要再现。

　　桑布拉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关于独裁后的私密个人经历。他的写作难题在于，无法区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记忆的面貌每天都是新的，童年记忆更常以虚构的故事情节出现”，但虚构并不等于没有真实，“和我一样大的智利人，去追溯痛苦的童年时光很常见。当时的独裁死了那么多人，所有人都在煎熬，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想起来依然心痛，为什么我从前不知道这些？”

　　真实在时间前行中变成某种虚构，而桑布拉执着于一次次回到童年的智利，想要修补自我。“当我以父辈的身份去寻找智利，我希望找到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

　　【对话】

　　“我喜欢人人都在为不公正抗议的智利”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的智利社会已经走出了独裁的阴影吗？

　　桑布拉：皮诺切特的独裁其实并没有完全远离，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他都是智利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到1998年在伦敦被捕，才算在形式上终结了统治，但直到2006年他去世时，独裁才真正结束。

　　当下的智利社会，是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社会，所有可以被创作的东西都受到了人为的干扰。我小时候，社会是“被沉默”的，成人世界充满了恐惧，现在我长大了，社会却“主动沉默”了。

　　新京报：作为在皮诺切特独裁阴影下长大的智利第二代作家，你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父辈相比，有什么不同？

　　桑布拉：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对独裁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想要主动提出抗议的人。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去追溯历史。智利目前的宪法依然是独裁时期留下来的，改变这部宪法是我们斗争的初衷，在《回家的路》中，这也是写作主题。

　　我喜欢现在人人都在为不公正而抗议的智利，我们这一代智利知识分子有权利为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发声。在我的短篇《我的文档》里也试图表达这个主题：每一个发生在智利的故事中，人们都要寻找对于国家和家庭的强烈归属感。

　　新京报：我发现你是一个恋旧的人，《我的文档》的第一个故事写到了写作工具的变革，从打字机变成了电脑，但却充满了对打字机的怀念。你这样执着于回忆，除了寻找归属感之外，是否也是为了寻找自己在当下智利社会的存在感呢？

　　桑布拉：我们是过渡期的一代，从打字机过渡到电脑，但相比于电脑，笔尖上的创作和打字机节奏虽然陈旧，却代表了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时而美好时而伤感，时而透露了残忍。人们顽固的内心，在这样的回忆中，时常被外界的暴力入侵，所以我的回忆里有很多痛苦。但我认为一个人想要达到清晰的自我认知，就必须去学会自我质疑，用历史这面镜子来反射自己。我说的“寻找回忆”，是执着于寻找父辈，也为了寻找我存在的痕迹。

　　新京报：在《回家的路》的开篇引语里，出现了法国小说家罗曼·加里的一句话，“我没有呐喊，而是写作”。你这一代智利作家没有直接遭遇那段独裁历史，所以写作是你审视历史的间接手段吗？

　　桑布拉：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探讨“归属感”的问题，包括作者和自己国家的关系。我们这一代智利人会感觉到自己被历史排除在外，童年记忆是虚构的，而非具象的。我们每天回忆童年都和前一天不同，我们对于童年的记忆往往来自别人的口述，而非自己记得的发生过的事情，我的书也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历史，真的有个人记忆和群体记忆之分吗？我认为二者无法分割。

　　带着童年关于皮诺切特暴政的回忆，桑布拉在《回家的路》中写下这段话：

　　他们（指作者的父辈）似乎注定难逃厄运，一无所知的我们则被庇护于阴云之下。成人们互相残杀时，我们躲在角落里涂涂画画。这个国家土崩瓦解时,我们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叠着纸轮船和纸飞机。最后，当小说成为事实，我们却玩儿起了捉迷藏，消失不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