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教主”王财贵背后的产业链条

　　又到开学季。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暑假过后，将有9000多万小学生、4000多万初中生回到校园，继续学业。

　　但还有上千适龄学生，不会再回到学校了。他们选择了一条独立于应试教育的“成才之路”——读经。

　　近二十年来，台湾教授王财贵在大陆建立起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以培养圣贤为目的，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

　　这套理论被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执行，招收大量生源，未来能流利背完30万字中外经典的学生，有机会进入位于浙江温州的“读经界”最高学府“文礼书院”。

　　从信奉“老实大量读经”理论的众多拥趸，到近百家读经学堂的兴办，再到“读经界”最高学府“文礼书院”，一条以王财贵为主导的读经产业链条已经形成。

　　国学热与“读经教主”

　　王财贵倡导的读经教育，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当时，这位台中教育大学教授开始在台湾推行读经典运动，最初的理念是课余对孩子进行读经辅导。但据知情人称，当时的台湾，西风东渐，公众对这种读经教育并不买账。

　　1994年，王财贵进入大陆宣讲读经。恰逢其时——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的蒋庆等人，已经就“是否要读经”的问题，在大陆掀起讨论热潮。大多数的声音都是，要读。

　　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唐君毅曾感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中国社会对于国学复兴的愿望，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国学热的背景里，不仅有民间的愿望，还有政府的包容。

　　读经学堂招收的孩子，多是适龄学生，这就涉及违反义务教育法及办学资质的问题，是一个灰色地带。一些读经学堂堂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学堂，还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这些年里，王财贵在各地做演讲超过一千场，主题恒久不变——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只要会说“小朋友，跟我念”六个字，就能教好孩子。

　　王财贵认为，人类在所有动物中的幼儿期最长，基本上是13年，所以人才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用13年的时间来学习中国5000年的文化，乃至于西方大量的经典文化，这样，13岁之前的孩子，就可以博古通今、满腹经纶。

　　他提出“老实大量读经”理论，所谓“老实”，一是内容，就是“读真正的经”；二是方法，“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最高学府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30万字”。

　　二十年过去，这种理论已占据读经界的主流地位。王财贵其人，也成了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被称为“读经教教主”，建立起民间读经的严密体系。

　　读经学堂里的“阿猫阿狗”

　　如果说追捧王财贵读经理论的大量“信众”是这条读经产业链下游的话，那么这条产业链的中游，是遍布城乡的上百所读经学堂。

　　开学堂的门槛并不高，在“教育简单论”、“读经学堂谁都可以开”的言论之下，读经学堂的数量扩张很快。一所房子，几个老师，学堂就成了。这种连锁模式，发展简单，可复制。不少家长在学堂陪读一阵儿，自己回去就开班。

　　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长期关注读经教育，他认为，读经学堂堂主有两类人，一类人有教育理想，另一类人则是单纯为了挣钱，被读经界称为“阿猫阿狗”。

　　浙江遂昌王财贵经典学校的校长赵升君，就被大家视为是有教育理想的。他希望能培养一些自由状态的读书人。

　　他最初也是王财贵的追随者，文礼书院第一批招收的11个学生，有9个来自他的学校。

　　但在“老实大量读经”的实践中，赵升君发现，全天机械性地背书，有学生读了几年仍不识字，更严重的得了厌学症。

　　“这不是真的读经教育，是换了内容的应试教育。”如今，他已经走到了王财贵的对立面。

　　江苏姑娘李淑敏曾在河南新乡一所读经学堂读书，堂主就规定，每个孩子要把论语读五百遍，能开智慧；每晚，都必须跪着给长辈洗脚，表达孝心。“我不是不可以做，但这不是形式主义吗？”她质疑道。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目前读经学堂的收费在每人每年四万元左右。一百位孩子，一年就是四百万。多位堂主表示，确实有不少“阿猫阿狗”，是单纯为了敛财开学堂。

　　“最高学府”庞大的筹款工程

　　2012年由王财贵创办的文礼书院，是这个读经体系的顶端。在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

　　文礼书院的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一字不漏地背完30万字中外经典，才有入校资格。入校后由王财贵亲自授课，授课十年到二十年，目标是培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大才。

　　去年起，文礼书院启动了庞大的筹款工程，计划在2020年建成10万平米的书院建筑，耗资10亿元。

　　书院老师裴志广称，截至今年8月，他们已从各地读经学堂、家长手中获得1600万元的资助。

　　8月中旬，新京报记者在文礼书院所在的温州市竹里乡看到，建设工程还未动工。33位已入校的学生，租住在山区的居民楼里，上课的教室，也是从乡政府租来的。

　　除文礼书院外，王财贵团队在北京还拥有一家公司，名为北京文礼经典文化公司，为他打理读书出版等事宜。

　　该公司官网显示，学生读经所用的标准教材，售价273元；智能桌面读经机，售价2680元；家庭胎、早教套装，售价9980元。

　　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学生在50人以上的读经学堂，宗旨就是帮助学生包本进入文礼书院。王财贵“御定”的学堂如广东明德堂、北京千人行书院，招生的规模都在百人以上。

　　“这么算下来，至少有2500个孩子在等待进入这个学堂了。”这位老师不无骄傲。

　　背完30万字经典的“包本”入学考试，意味着竞争。近年来，各地读经学堂体罚学生的新闻屡屡爆出。有学生反映，学堂老师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他们希望通过高压，让学生尽快“包本”通过。理由很简单：只有把学生送到文礼书院，有了升学率，学堂才有了招生的说服力。

　　“所以纯读经、包本、体罚，已经是很成熟的体系，跟圣贤、经典、教育这三个词毫无关系了。”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直言。

　　“复读机”式的学堂老师

　　8月13日，新学期开学前一天，北京千人行书院还在和水泥、铺地砖，一片忙乱。

　　这所学校位于海淀区凤凰山脚下，围了一个院子，青灰色的高墙，没有招牌。这是北京最著名的“包本”读经学校之一。九月，将有两位学生从这里毕业，进入文礼书院。

　　八年前，老师杨倩（化名）从体制内小学离职，到千人行书院工作。她承认，自己至今也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经典的意思。“但是读了，就像念佛一样，有一种加持力。当你遇到这个意境和现实情况的时候，能马上返回经典上。”

　　杨倩的日常工作，更多等同于“复读机”。孩子年龄较小的班级，她读一句，孩子读一句；孩子年龄较大了，她就只需要按下复读机，让孩子跟着机器读。

　　在读经学生李淑敏看来，她十年里接触到的那些老师，甚至连陪读都算不上，更多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一些家庭妇女。

　　这暗合了目前读经界流行甚广的说法：“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

　　在文礼书院的规划里，教育的最后几年是学习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财贵的老师。

　　但柯小刚发现，整个读经系统，除了王财贵和极少数的堂主，绝大多数老师，几乎没人读过牟宗三。

　　在学界，大家有一个共识：无论是儒家的孔子、牟宗三，还是佛家，都是一脉优美的文化传统。

　　柯小刚最担心的是，这些传统被不科学的纯读经方法污名化。错失时机之后，将来在社会、政府、公众心中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任和向往，就非常难了。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