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频出，别只归因到贫困

　　议论风生

　　我们应该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探讨“犯罪之乡”的形成，在打击犯罪之外，如何修复变坏的地方社会才是更深层也更艰难的命题。

　　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后死亡案，近来是全民热议的焦点。在公安部公布的6名嫌犯中，5名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因此安溪县“诈骗之乡”的名号又得到了一次确认。地图炮与反地图炮的新一轮斗争于是展开。

　　早有报道显示，安溪县系电信诈骗案高发地。据称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安溪县移动公司曾数次对这里的通信基站扩容，但还是难以满足通信需要。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还曾出现排队取钱的“繁荣”。

　　为什么福建安溪会成为“诈骗之乡”？有当地人称要怪对岸的台湾人。一开始是台湾人搞电信诈骗，然后带着安溪的亲戚搞，后来安溪人自立门户，越搞越大。据说这一电信诈骗传入路径在安溪广为人知。

　　台湾电信产业发展较早，电信诈骗同样领先大陆一步。台湾与安溪很强的血脉联系，台湾有200万人祖籍安溪。在过去破获的诈骗案中，不少骨干成员均为台湾人，聘请的“打手”则多来自安溪。这佐证了台湾输入的说法。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有外因也有内因。因此不能只怪台湾，还要追问的是，为何安溪会有适宜电信诈骗这一非法“产业”扎根生长的土壤？

　　每有“犯罪之乡”曝光，贫困都会成为被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云南“盲井村”被发现之后，当地公安局一名负责人就把原因归结到贫困、懒惰和不劳而获心理。到了安溪电信诈骗，也有报道提到近年茶叶行情不好，年轻人经不住诱惑走上歧途。

　　问题是，惰性每个人都有，不劳而获也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但由此走上犯罪道路的终究是少数。贫困的确是“犯罪之乡”常见的共同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以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为集中，农村人口几乎占到绝大部分。但仅以贫困解释犯罪同样是无力的。

　　我们应该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探讨“犯罪之乡”的形成。良好的公共治理要求政府对犯罪集中的现象及时发现、严厉打击、严密防范。而在许多“犯罪之乡”，恶名已远播全国，犯罪已成为本地人尽皆知的“手艺”，却迟迟没有有效应对。只问一件事，安溪魁斗镇出现“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难道无人觉得蹊跷？为什么不加应对反而数次扩容？

　　光有政府层面的重视是不够的。“犯罪之乡”寄生于溃败的地方社会中。家族传帮带、亲朋联盟是常见的现象，更可怕的是道德感的崩溃。早在2004年，就有媒体深入安溪调查，发现从事诈骗活动在安溪的不少山村称为“做生意”。在部分人看来并不以为耻，反而是“有本事”。这种不讲是非只认钱的地方风气，在不少“犯罪之乡”都存在。在打击犯罪之外，如何修复变坏的地方社会才是更深层也更艰难的命题。

　　□西坡（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