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根底 大家的人生(1)

　　大小之间关系密切，你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没有大的修养，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也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也不会讲到作者真正的生命的所在。

　　——“大家小书”系列2016年重版之际，已92岁高龄的叶嘉莹解释她心目中的大与小。

　　民国十年，王云五经胡适的引荐入商务印书馆，“首先从治学门径着手，就是编印各科入门之小丛书”作为出版方针。七八年间，《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工学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各种小丛书陆续编印。

　　九十年后，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延续了小书的传统。自2002年起历时十五年，共出版鲁迅《门外文谈》、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顾随《苏辛词说》、朱自清《经典常谈》、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沈祖棻《宋词赏析》、李长之《鲁迅批判》、费孝通《乡土中国》、启功《金石书画漫谈》、周汝昌《红楼小讲》、叶嘉莹《名篇词例选说》等“大家小书”百余册，涵盖语言文化、古典诗词、文艺学、小说评论、历史、艺术、思想等七大门类。

　　“大家小书”是个“很俏皮的名称”，作为编委的袁行霈在丛书总序首段里就解释了，“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叶嘉莹也对“大家小书”中的大与小有过一段精妙的论述，“大小之间关系密切，你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没有大的修养，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也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也不会讲到作者真正的生命的所在。你的知识、学问、修养，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你对于这个诗词能够体会多少，每个人都读同一首诗词体会都不一样。”

　　正是那“大的根底”“大的修养成就大家们”深刻的见解“以及他们背后”真正的生命。拨开花团，滤过枝叶，让我们一同去寻大家的根底，问大家的人生。

　　顾随与《稼轩词说》

　　为己为人挤出一丝光亮

　　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同年，慈禧太后下诏书，“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那年顾随刚八岁，可“从师读书已年余矣”。父亲就是老师，“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顾随在《稼轩词说》自序中写道。

　　顾随原名顾宝随，“宝”字辈，清河县人。祖父、父亲均是前清秀才，取名“随”，大约是冀望能追随前辈，还做读书人。

　　在自家家塾念书，父亲亲为塾师，要求自会严格。况且，科举一停，似乎也断了秀才父亲的通达之路，断了一代读书人藉此通往荣耀与财富的念想。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之后改名为《新青年》。同年，十八岁的顾随告别了身后的大家族，北上读书。先是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了两年英文预科，之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专攻西洋文学，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羡季，又字号苦水。

　　据说顾随最初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却念了英文。相传当时因国文入学成绩太优秀，被校方称赞文学水平卓异，一度惊动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专门约见，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拓宽视野，通贯中西，说这样才能为今后治学研究打好基础。

　　顾随是否真是听从蔡校长的提议尚待考证（顾随1915年报考入学，而蔡元培在1916年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足以从这段轶事中窥见当时学界对年轻治学者寄予的厚望：期待他们不仅国学底蕴深厚，而且西文功力也要扎实。

　　这般期望不仅落在了顾随身上，也从顾随身上传了下来。这从顾随1952年8月写给挚友卢季韶的信里写他最得意学生的表述中就能看出来，“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学生”。

　　“外文系毕业”且“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顾随得意的弟子正是之后闻名的红学大家周汝昌。贯古今，通东西。诗词国学大师是英文系出身，恐怕也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履历。

　　1920年夏，顾随从北京大学毕业，二十四岁。他在青州中学谋了个教职，来到了山东，一待就是六年。冯至在《怀念羡季》中曾对那个时代做过一番描述，“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重重、许多青年人感到前途茫茫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沉浸于祖国诗词优美而又忧伤的名句中，一方面又像鲁迅所说的‘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诚然，羡季阅读的西方作家，也正是鲁迅在这句话后边列举的那几个名字：王尔德、波特莱尔、安特列夫。一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交错在头脑里，难以排解，更加上个人生活遇到的闲是闲非，也增添烦恼。眼前暗淡无光，有时也鼓起勇气，说几句豪迈的壮语，既鼓励朋友，也聊以自慰。”

　　黑暗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顾先生也不例外。他读鲁迅，读西方作家，写信，写诗词。为朋友，也是为自己，挤出一丝光亮。

　　六年后，而立之年的顾随转赴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冯至说，“那时天津是一个军阀统治下酒肉争逐、民不聊生的城市”，可在这“更多看见社会的阴暗，体会人世的艰辛”的日子里，顾随仍然向学生传达着勇气。

　　当年就读于天津女师的王振华在《纪念我的启蒙师顾随先生——宣传鲁迅的先行者》回忆道，“顾先生讲课，用他那充满感情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读，这就把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课文中了，全室鸦雀无声。记得先生讲《伤逝》，读到‘那是阿随，它回来了’，满室发出了呜咽……”。顾随给学生讲《伤逝》，讲《娜拉走后怎样》，王振华回忆说，“在我们这些还未入世的十几岁的少女面前，顾先生用鲁迅思想给我们指明了道路：子君的路不能走！娜拉的路也不能走！”“在那黑云压城的军阀统治时代，顾随敢于给学生讲鲁迅作品，一讲三年，这是何等的胆识！”

　　黑暗中顾随打开那一扇又一扇的窗，传递着微弱却明朗的光。

　　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独独承担批判

　　与求真的使命

　　同样被鲁迅感召的，在济南，还有一个青年，叫李长之。

　　1929年1月25日，十九岁的李长之在散文《猫》里第一次写到鲁迅，当时他在读《热风》，“当我读到那些最热烈的最有趣的一针见血的句子时，笑虽然止住了，却赚得肚子好痛。‘鲁迅’这两字，我一见了，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拢的躯体，也就仿佛热沸的温泉所奔流着的路径。中国的社会，不错，有了曙光了，但是积厚阴沉的暗霾，那是需要雷和闪的，——纵然是隐隐然的小雷，萤火似的微弱的电花。我并不悲观，也不咒骂，我只觉得背上所负的重了起来，青年们，干吧，彻底吧！”

　　隐隐然的小雷，微弱的电花，即便冲不破那阴霾，也让李长之们听见了，看见了。

　　同那个时代受惠于鲁迅的众多青年人一样，李长之对鲁迅怀着崇敬的心，“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知不觉，就把他们的意见，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

　　不同的是，青年李长之把敬意化作批评。1935年3月他最先动笔写出《鲁迅批判》的序文，1936年7月《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首次出版。

　　一个二十五岁清华大学还未毕业的年轻人敢于“批判”他“最敬的”“现代人”鲁迅，让李长之在“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中成了唯一。在新书付印之前，他还把样稿寄给鲁迅先生请他亲自做修订。这本十万字不到的小书成了鲁迅研究史上“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

　　（下转B03版）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