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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根底 大家的人生(1)

2016年09月0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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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插画/孙嘉潞
民国时期丛书书影。《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陆续出版的超大型的综合性丛书,共收4000册,均用纸皮平装,小32开本。《万有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在当时开启了民智、传播了文化、普及了知识。

  大小之间关系密切,你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没有大的修养,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也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也不会讲到作者真正的生命的所在。

  ——“大家小书”系列2016年重版之际,已92岁高龄的叶嘉莹解释她心目中的大与小。

  民国十年,王云五经胡适的引荐入商务印书馆,“首先从治学门径着手,就是编印各科入门之小丛书”作为出版方针。七八年间,《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工学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各种小丛书陆续编印。

  九十年后,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延续了小书的传统。自2002年起历时十五年,共出版鲁迅《门外文谈》、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顾随《苏辛词说》、朱自清《经典常谈》、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沈祖棻《宋词赏析》、李长之《鲁迅批判》、费孝通《乡土中国》、启功《金石书画漫谈》、周汝昌《红楼小讲》、叶嘉莹《名篇词例选说》等“大家小书”百余册,涵盖语言文化、古典诗词、文艺学、小说评论、历史、艺术、思想等七大门类。

  “大家小书”是个“很俏皮的名称”,作为编委的袁行霈在丛书总序首段里就解释了,“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叶嘉莹也对“大家小书”中的大与小有过一段精妙的论述,“大小之间关系密切,你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没有大的修养,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也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也不会讲到作者真正的生命的所在。你的知识、学问、修养,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你对于这个诗词能够体会多少,每个人都读同一首诗词体会都不一样。”

  正是那“大的根底”“大的修养成就大家们”深刻的见解“以及他们背后”真正的生命。拨开花团,滤过枝叶,让我们一同去寻大家的根底,问大家的人生。

  顾随与《稼轩词说》

  为己为人挤出一丝光亮

  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同年,慈禧太后下诏书,“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那年顾随刚八岁,可“从师读书已年余矣”。父亲就是老师,“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顾随在《稼轩词说》自序中写道。

  顾随原名顾宝随,“宝”字辈,清河县人。祖父、父亲均是前清秀才,取名“随”,大约是冀望能追随前辈,还做读书人。

  在自家家塾念书,父亲亲为塾师,要求自会严格。况且,科举一停,似乎也断了秀才父亲的通达之路,断了一代读书人藉此通往荣耀与财富的念想。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之后改名为《新青年》。同年,十八岁的顾随告别了身后的大家族,北上读书。先是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了两年英文预科,之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专攻西洋文学,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羡季,又字号苦水。

  据说顾随最初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却念了英文。相传当时因国文入学成绩太优秀,被校方称赞文学水平卓异,一度惊动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专门约见,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拓宽视野,通贯中西,说这样才能为今后治学研究打好基础。

  顾随是否真是听从蔡校长的提议尚待考证(顾随1915年报考入学,而蔡元培在1916年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足以从这段轶事中窥见当时学界对年轻治学者寄予的厚望:期待他们不仅国学底蕴深厚,而且西文功力也要扎实。

  这般期望不仅落在了顾随身上,也从顾随身上传了下来。这从顾随1952年8月写给挚友卢季韶的信里写他最得意学生的表述中就能看出来,“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学生”。

  “外文系毕业”且“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顾随得意的弟子正是之后闻名的红学大家周汝昌。贯古今,通东西。诗词国学大师是英文系出身,恐怕也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履历。

  1920年夏,顾随从北京大学毕业,二十四岁。他在青州中学谋了个教职,来到了山东,一待就是六年。冯至在《怀念羡季》中曾对那个时代做过一番描述,“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重重、许多青年人感到前途茫茫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沉浸于祖国诗词优美而又忧伤的名句中,一方面又像鲁迅所说的‘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诚然,羡季阅读的西方作家,也正是鲁迅在这句话后边列举的那几个名字:王尔德、波特莱尔、安特列夫。一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交错在头脑里,难以排解,更加上个人生活遇到的闲是闲非,也增添烦恼。眼前暗淡无光,有时也鼓起勇气,说几句豪迈的壮语,既鼓励朋友,也聊以自慰。”

  黑暗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顾先生也不例外。他读鲁迅,读西方作家,写信,写诗词。为朋友,也是为自己,挤出一丝光亮。

  六年后,而立之年的顾随转赴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冯至说,“那时天津是一个军阀统治下酒肉争逐、民不聊生的城市”,可在这“更多看见社会的阴暗,体会人世的艰辛”的日子里,顾随仍然向学生传达着勇气。

  当年就读于天津女师的王振华在《纪念我的启蒙师顾随先生——宣传鲁迅的先行者》回忆道,“顾先生讲课,用他那充满感情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读,这就把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课文中了,全室鸦雀无声。记得先生讲《伤逝》,读到‘那是阿随,它回来了’,满室发出了呜咽……”。顾随给学生讲《伤逝》,讲《娜拉走后怎样》,王振华回忆说,“在我们这些还未入世的十几岁的少女面前,顾先生用鲁迅思想给我们指明了道路:子君的路不能走!娜拉的路也不能走!”“在那黑云压城的军阀统治时代,顾随敢于给学生讲鲁迅作品,一讲三年,这是何等的胆识!”

  黑暗中顾随打开那一扇又一扇的窗,传递着微弱却明朗的光。

  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独独承担批判

  与求真的使命

  同样被鲁迅感召的,在济南,还有一个青年,叫李长之。

  1929年1月25日,十九岁的李长之在散文《猫》里第一次写到鲁迅,当时他在读《热风》,“当我读到那些最热烈的最有趣的一针见血的句子时,笑虽然止住了,却赚得肚子好痛。‘鲁迅’这两字,我一见了,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拢的躯体,也就仿佛热沸的温泉所奔流着的路径。中国的社会,不错,有了曙光了,但是积厚阴沉的暗霾,那是需要雷和闪的,——纵然是隐隐然的小雷,萤火似的微弱的电花。我并不悲观,也不咒骂,我只觉得背上所负的重了起来,青年们,干吧,彻底吧!”

  隐隐然的小雷,微弱的电花,即便冲不破那阴霾,也让李长之们听见了,看见了。

  同那个时代受惠于鲁迅的众多青年人一样,李长之对鲁迅怀着崇敬的心,“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知不觉,就把他们的意见,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

  不同的是,青年李长之把敬意化作批评。1935年3月他最先动笔写出《鲁迅批判》的序文,1936年7月《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首次出版。

  一个二十五岁清华大学还未毕业的年轻人敢于“批判”他“最敬的”“现代人”鲁迅,让李长之在“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中成了唯一。在新书付印之前,他还把样稿寄给鲁迅先生请他亲自做修订。这本十万字不到的小书成了鲁迅研究史上“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

  (下转B03版)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李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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