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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02版)
取名“批判”,不知道是否受到康德三大批判的影响。但他在《鲁迅批判》导言“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开篇便有一段话写康德,“康德在他固陋的库恩希勒哥城里,脚步没出过家门,经济是不充裕的,身体是被肺病和胃病侵蚀着,从做学生起到做教授止所依靠的不过是藏书不满五万册的大学,在这里,哪一件是便利于产生一个大学者的?”李长之其实想借康德说鲁迅,指明除了外部环境,个人的思想性格也决定每个人最终完成各自的使命。
可是岂止康德如此,鲁迅如此,李长之自己亦如此。
外部环境并没有提供任何便利,李长之人生的后四十年因为曾经“批判”鲁迅而屡遭批判。《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提到,“与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一样,《鲁迅批判》也经过了艰辛屈辱。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岁月,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查封;新中国成立伊始,它被人深文周纳地暗示为‘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观点。1957年之后,随着作者被划为右派,它更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吗?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可李长之内在的思想和性格让他“独独承担”了这份“使命”,他认准了“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批评精神”。在1942年南方印书馆出版的文论《批评精神》中,李长之说,“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
李长之正是秉着“批评精神”写下《鲁迅批判》,在《三版题记》中李长之再次强调,“我在本书初版时的序上就说过:‘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惟一的态度’。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
正因为不反悔,李长之自始至终没有屈从恶劣的外部环境,直到晚年也坚持不改书名中“批判”二字,“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理性和求真,铸造了李长之不屈服的一生。
【大家人生】
穿越黑暗留下点点光亮
细数大家的人生,他们坚实的功底,求真的执着,敢闯的劲头,都丰润了那苦难的岁月。个人的伤痛、历史的负担,都是其生命难以承受、却又负重前行的重量。而在黑暗中的无所顾忌,敢闯敢拼,正是大家们为我们留下的点点光亮。
他们身上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统,接续着一脉又一脉的人文精神。传统教育制度的终结,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叛逆,西学观念的冲击,传统的逐渐消失……历史脉搏的每一次跳动,文化变革的每一场洗礼,都有可能让整个传统摇摇欲坠。可大家之大,正在于他们不仅繁了枝叶,红了花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文化之根守住了。
每一代学人都有责任问自己;文化的根守住了吗?
遗忘是可怕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忘记,忘记苦难带来的痛楚,忘记个人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渺小,忘记先人曾牢牢守护并努力传承的精神。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过去了,大家似乎也再难出。
青年历史学者胡恒曾感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者,多才多艺,汇于一身,富有情趣。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继承了其中一段而已,传统学术已被肢解掉了。而个人在这种大环境中是很难逃脱的。”如今快节奏、光怪陆离的世界,被娱乐占领,任精神靡靡。谁在乎大家?谁又在乎根底?体制仍僵化,资源被把持,巨大的生存压力,逼仄的上升空间……如今学人囿于的暗室不比前人光亮多少。浮躁的时代让每个人只执着于眼前的苟且,对其他有心无力。
陈平原曾在《怀念小书》中发问,“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大家难寻,有心又有力者难得,小书少人写;受众有限,盈利难保,小书少人出。出版人的困境并不比学人来得少,但他仍一直建议出版界认真思考经营“小书”的门道。冀望今日“大家小书”也有百年前商务“小丛书”之风,不为大的根底,只为那一丝光亮。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猛闯出的标本仍保底色
无所顾忌,不是二十五岁的青年李长之独有的印记,在三十五岁的青年教师费孝通身上也看得见。
李长之和费孝通其实是同龄人,都是1910年生,李长之比费孝通只大三天。
1938年,费孝通以《江村经济》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他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回忆四十年代后期的自己仍然“年轻”,有“初生之犊的闯劲”,“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
无所顾忌的青年教师费孝通,当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教“乡村社会学”,他把当时一边探索一边形成的讲义整理成文分期连载,最后结集便有了《乡土中国》。
“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时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他要求自己带头闯进新领域,探索新知识。想法成不成熟不要紧,在乎的是有那股攻关闯关的劲。
《乡土中国》就是这种尝试的标本,“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费孝通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提及重版的意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这本一百来页的小书里把中国乡土社会讲得很是生动又贴切。用比喻把难记的名词用形象的生活画面描绘出来。
比如总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及出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而西洋社会里呈现的“团体格局”,好似“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显出它们界限分明。一定是有过在田里捆柴的经历,要不然怎能把捆柴的过程说的如此形象生动。
费孝通借着“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差异,进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平等的观念、个人的观念,国家的观念,以及为什么“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青年教师费孝通的探索或许整整超前了七十年,抑或七十年过去了,中国乡土的底色依旧未变。“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含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那个“乡土中国”,一定在经历着蜕变。可是乡土社会这层厚重的底色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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