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读经 传统VS现代：我们为什么读经？

　　我们或许没有预料到，就在这个不太安静的暑假刚走到尾声时，“读经”和“读经运动”突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如果将争议拉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上，那该是：今天，为何读经？既不是为了圣贤而读经，也不是因经典伟大而读经，而是为了人的发展，承载着公民的精神想象。衡量读经是否有成效的最主要标准，要看是否有助于人们树立坚定的信仰、体悟生命的意义、升华人生的境界。当让孩子们置身于广阔的现代知识之林中，让他们学会在自由选择中学习，而反对畸形的成长和天性的禁锢。唯有教经者自己有良好的操守、健全的心理，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真正实现读经的意义。

　　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了一系列论争。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辟特大专号讨论读经问题。七十余位教育界人士（其中绝大多数为大学教授，亦有少数政界人士）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之后，“读经”的呼声相当长时间里难成气候，大家“平心静气”的这一场讨论堪称“绝响”。而在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一种开放心态面对“读经”。

　　问题

　　百年来多灾多难的民族始终未走上正轨

　　当下读经的乱象背后隐藏着的真正问题，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近一百多年来始终未走上正轨的严峻现实。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都来自古今中西的夹击，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遗憾的是，对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学问该如何评价，中国人总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面肯定。然而，每一次极端行为都使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下一个极端往往是上一个极端的必然反动，于是总走不出从极端到极端的恶性循环。

　　比如，“五四”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为上世纪30年代尊孔读经之滥觞；“文革”对传统的彻底毁坏，为1990年后风行国学之伏笔。本来，国学虽然伟大，毕竟只是人类多种精神传统之一，不必无限拔高；经典虽然高明，依赖后人阐明、激活，否则即死水一潭。以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看待民族经典，本是国人应有的正常态度，既不能极端否定，也不必无限神化。何必盲目崇古，一味追求形式，而无实质内容，发展成畸形的读经方式？

　　从这次全民对读经的“讨伐”，你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撕裂有多严重，支持者与反对者再次陷入极端对极端的厮杀。试想，如果不是多年反传统深入了骨髓，如果不是国学教育已中断多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感读经？即使读经，又怎么会变质变味、走向极端？许多人从小到大未受过国学熏陶，对于经典的味道和价值极其隔膜。他们对读经本来就不太理解，更何况很多读经活动本来就有名无实，甚至别有所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那些复读机式的荒唐读经，引起了强烈反弹，岂不很正常？

　　局面

　　贩夫或代替了大儒

　　最近一次读经运动的兴起，是上世纪末在复兴传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对西方文化的失望，对民族认同的追求，以及对体制教育的不满，都使一部分人对国学、对经典多了一份渴望，于是他们对国学的信仰也有时情绪化、绝对化。然而更惨的是，大师久已消逝，斯文久已扫地，人们已不懂何为经学，自然容易犯错；不知如何读经，所以走上弯路。结果往往是术士代替了经师、贩夫代替了大儒。

　　不问问自家修养有多高，理解有多深，就俨然一副国师面目去“传道”；不想想自己基础好不好，功夫深不深，就要开坛授课，能不出问题吗？根基未稳，心法未建，哪里知道如何讲经、如何育人，于是干脆发明一说：读经不需要讲解，君不闻古人亦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此忽悠大众，招摇撞骗，却能大行其道、轰动一时。这就是这个民族的命运，也是极端反传统的代价。

　　经本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经可指各教派或学派之核心经典（如五经或十三经之于儒家，金刚经、心经之于佛家）；广义的经则可指一民族文化史上所有重要典籍，不以学派或教派为区分，类似于英文中classics，如梁启超生前为清华学生所开列的主要国学经典。无论是狭义的经，还是广义的经典，都代表千百年智慧、思想之结晶。中华民族经典举世皆知，其思想之深邃、境界之高远、智慧之伟大、体系之博大，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如此博大精深的经典，岂无一套独特的修习方法？不是道术高明之人，岂能讲好？

　　每一部经典都如一架钢琴，理论上人人可弹，不管通还是不通。对于尚未习琴之人，允许他幼时乱弹琴，作为练习，或可激发兴趣，引其入门。然而，欲深通琴艺，终究不能靠乱弹琴，非靠技艺高超的老师、成熟专门的方法指导不可。同一部琴，造诣越深越能发挥其潜力，彰显其魅力。而造诣浅陋之人，虽可弹出音乐，毕竟不能让琴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彰显其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扮人师，教人习琴，岂不误人子弟？读经也是如此，教经者自身的造诣、修养是保证效果的首要条件。像如今这般，一窝蜂全民读经，一古脑个个经师，岂能不出问题？

　　深思

　　寻求捍卫自身尊严和价值的读经方式

　　读经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因为经典伟大而读经，更不是为了圣贤而读经。中国历史上的经学代表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不同于希腊以来盛行于西方的知识传统，其根本宗旨在于让人们学会如何“成人”。成圣成贤、传承文化、振兴民族等一切理想固然崇高、美好，但都不应当是儿童读经的首要目标，因为这些理想只有在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之后才有意义。衡量读经是否有成效的最主要标准，在我看来就是，是否有助于孩子们树立坚定的信仰、体悟生命的意义、升华人生的境界。为此要通过读经让他们培养自省能力和修身功夫，懂得捍卫自身的尊严和价值。

　　明确了这个目标，我们不仅对经和经典有所取舍，也可对读经的方式进行改革。比如儒家的“十三经”，我认为并不是人人都要读，更不是每个阶段都可读；即使是《大学》这样的经典，也不是各章同等重要，多数人只要读其中经文部分就可以了。其他经典也是如此，不必“包本背诵”。此外，诸如歌曲、戏剧、故事、卡通、动画、电影、游戏……一切可以把经典生活化、人性化的做法，为什么不可引入读经，只知死记硬背？

　　在一个工业化、全球化的时代，在专业分工高度发达、信息知识急剧膨胀的今天，读经的功能在于增强我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让我们变得封闭和无用。读经应当能让人们在遭遇命运挫折、面对社会压力等情况下更好地懂得如何选择、如何抉择，守住人生信念，确立做人原则。因此，读经必须与其他可以全面提升素质的活动同时进行，包括礼仪训练和技能训练。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便更好地参与社会；强调“知行合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皆通，以便全面地发展自己。谁说读经只有死背一途？

　　学习中国经典，不等于排斥外国学术。历史上所形成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等，都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让孩子们置身于广阔的现代知识之林，让他们学会在自由选择中学习。我们一定要大力反对天性的禁锢和成长的畸形，给孩子们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光明而不是阴暗、自由而不是专制的世界。除知识学习外，一切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活动或训练，都不应当排除在读经者之外。

　　最后，虽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苛求所有教经者的水平，我们还是主张教经者除了扎实的经学基础外，还应有宽广的胸怀，悲悯的心态，健全的人格，脱俗的志趣。要有对其他文明同情的眼光，包容的态度，不能有狭隘民族主义心理。唯有教经者自己有良好的操守、健全的心理，才能真正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真正实现读经的意义。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