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 讲不完的汉字王国和古琴故事

　　问林西莉这大概是她第多少次来中国，尽管已经84岁，却依然热情风趣、谈锋甚健的她竟有些语塞，因为有太多次了，要算一算。1961年以留学生的身份初次到中国，然后从1973年开始，每年都来，经常不止一次，所以，“大概有五六十次？”最近，因为她的两本新书《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和《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出版，林西莉又一次来到中国。

　　从1973年到1988年，林西莉曾花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讲述汉字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汉字王国》，这本书成为西方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1998年在中国出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之后，她又用十五年的时间写出《古琴》一书，从自己1961年在古琴研究会学琴的经历开始，讲述古琴这件乐器本身及其文化世界，同样受到欢迎。

　　这令许多人讶异：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能够完成对汉字和古琴的专门著述？为什么“传统文化热”近二十年在中国刚刚有兴起之势，却看到这个瑞典人已经和她的书在那里等着回头寻求的我们？

　　1961-1962

　　困难时期的中国记忆

　　来中国之前的林西莉，是一个对文化艺术有着广泛兴趣、独立而洒脱的女孩，由于在瑞典读大学是全免费的，她本着兴趣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了差不多十年，学习了文学史、艺术史、历史和北欧语言，期间曾在学校听过汉学家高本汉有关汉语、汉字的讲座，高本汉的学识和热忱都令她颇受感染，但在她的学习中占的比例很小。她又去德国和意大利上学，之后回到瑞典做高中历史教师，却感到并不愿意这样安顿下来，她还想要学习更多。

　　“去中国”的念头来自这样一种对文化的普遍兴趣和学习欲望。她意识到，自己学过的所有东西都只与欧洲有关，对世界上的其他文化比如中国、印度、美洲，全无了解。林西莉和当时的丈夫决定，一起申请来中国。突破重重困难，1961年初，她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留学生。那时，包括外交官在内，全北京居留的外国人也不过几百个。

　　处于大饥荒的中国，让远道而来的林西莉惊愕和无法适应。不仅因为贫困，更因为无孔不入的政治教条主义，让她感到从没有过的不自由。北大给留学生的课程也很糟糕，绝大多数课文有明显的政治内容，比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

　　但她还是拿着一台借来的相机，将镜头对准了她所看到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且尝试理解他们。《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的内容，就是林西莉当年拍摄的两百多幅照片，和她用文字讲述的那两年在中国的经历，她细腻的文字中，带着探求和疑问的色彩。

　　古琴研究会

　　“改变了我的人生”

　　到北京后，林西莉到处寻找能教她弹古琴的老师。她从5岁起弹了二十年钢琴，之后又学习了中世纪的乐器鲁特琴，还和朋友组过小乐团。来中国前，她就打算学习一种新乐器。本来想学的是琵琶——但莫斯科的一位教授和她说，该学古琴，和鲁特琴一样，这是一种“反思和感受心灵”的乐器。

　　机缘巧合，林西莉找到了位于护国寺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古琴研究会，被接收为那里唯一的学员。这个组织成立于1950年，主要工作是搜集和出版全国各地的琴曲，成员包括管平湖、査阜西、溥雪斋、吴景略等老一辈琴师。但刚到中国不久的林西莉，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只是想要找一位老师教她弹琴。过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当时的经历简直不可思议。

　　管平湖的学生王迪成为林西莉的老师，而其他人也不时过来指点几句。古琴研究会有着与外面的压抑不同的气氛，林西莉在2006年出版的《古琴》中描述，这些人有着“那种只有智慧的长者和高僧才有的明朗的脸”。如今讲起他们，林西莉依然动情，她说，自己在那里遇到了11位极好的人，他们能够解答她关于中国建筑、哲学、诗歌的一切问题……让她真正了解和领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后来才理解这两年对我有多重要，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段经历实在是一段传奇。那时的中国处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虽穷困艰辛，却也相对平静。溥雪斋、管平湖、査阜西这几位老一辈的琴师，在1966年、1967年、1976年先后告别人世，而林西莉尚还有缘与他们共处，听到他们琴箫合奏。

　　在林西莉快要离开中国回瑞典时，她想买一张自己的琴带回去，却无处可买。最后，古琴研究会竟决定送她一把明代的琴，叫“鹤鸣秋月”。这把暗红色的古琴现在依然摆在她的家中。而为了让她回国之后有曲可继续练习，他们又希望能录一些曲子给她。林西莉为此托人从香港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根德牌录音机，录下管平湖等古琴师为她弹奏的二十二首曲子。

　　这盘珍贵的录音带，在林西莉回国后的忙乱中丢失多年。但就在2014年，林西莉兴奋不已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它。经过唱片公司的技术处理，磁带上录制的东西得救了。这些录音起码有十首是从未灌过唱片的绝版，林西莉决定把它们制成CD，将在今年10月与新版的《古琴》一起发行。

　　《汉字王国》

　　讲述一个“故事”

　　离开中国后，林西莉和丈夫又陆续去印度、拉美等地开车旅行，1964年才回到斯德哥尔摩。林西莉重操教书旧业，在高中教授历史。一次，学校里的十八位中学生联名向学校提出，想学习汉语，林西莉毛遂自荐做他们的汉语老师。她借鉴高本汉的办法，不让学生们死记硬背，而是通过造型生动的甲骨文、金文，让汉字活起来。

　　促使她开始写《汉字王国》的，就是这些在讲课过程中编写准备的材料。大概就因为如此，《汉字王国》才写得这样生动而有趣。她不仅仅解释文字本身，而且讲述了中国古代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比如当讲解“山”字，她从泰山讲起，讲到附近的曲阜和大汶口的文物，又讲到中岳嵩山和西岳华山，然后讲华山所在陕西的古迹和文化，接下来又开始讲米芾书法和绘画中的山，最后又由太行山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

　　我们实在极少会从一本文化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讲述方式，它更像一位博学而亲切的老师，在课堂上顺着自己思路的旁枝蔓延随性而讲，有些散漫，但往往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林西莉说，她意识到，“我要写的书，要让8到10岁的孩子也能够读懂。我希望写给那些对汉字一无了解、第一次接触的人，让他们都能够阅读和喜欢。”新出版的《给孩子的汉字王国》也让林西莉非常高兴，这本书是在《汉字王国》的基础上删减了大约1/3的内容而成，更为明确和简洁。

　　当然，为了保证内容的专业性，林西莉考查了大量的资料，从1973年起每年来中国到考古现场和博物馆考察，找过所有能找到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语言学家。但这本书之所以得到读者的欢迎，与这种“讲故事”的叙述分不开。她在《汉字王国》的自序中说：“本书的中心是讲述一个‘故事’，这就是在汉字的起源及其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史。”包括在《古琴》的扉页上，也有这样一句：“一个关于古琴的故事，关于它在文人生活中的意义，关于音乐、诗歌、人以及古琴相关——甚至是关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一些在我深入古琴世界中的经历和体会。”

　　她非常自觉地选择了这样一种接近讲故事的写作方式，并且会融入个人的体验和经历。她曾经考虑过是否要将《汉字王国》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来完成，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博士论文可能只有十几个人会读，但她希望自己的书能写给每一个人。

　　林西莉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汉学家”，但我们熟悉的其他汉学家大都在学术研究的学科体系之内，林西莉却不是这样。她的作品，虽然专业却有与人交流的活力，更有着一如二十几岁时的那种对于文化的探索的热情。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